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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适：《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1936年6月21日），《胡适全集》（12），第335页。个别文字错讹已据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第5册原稿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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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胡适与中共的早期关系，我另有专文详论，已收入《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中，故本书的相关部分便仅简略述及。其中有关胡适访苏的几段文字，对两书所论都关联紧密，故两皆纳入。关于胡适的整理国故，也当另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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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特别重要的资料有耿云志所编的42巨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和《胡适英文文存》，两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周质平编《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万丽鹃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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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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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的北京，五十二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太炎以长者的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二十八岁的归国留学生胡适接着登台演讲。他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然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是明显的。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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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自己的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后来他心态渐趋平和，乃将此语更浅白也更谦和地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他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2]如今在这个场合念出来，既是对听众讲，恐怕也是说给太炎先生听的。而且他特别用章太炎不长的英文念出，刻意体现新回来的“我们”与既存之“你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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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青年留学生胡适，就是本书的传主。他的归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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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胡适自己的定位和认知。在考虑归国问题时，胡适对自己将要在祖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他在留学时写的《非留学篇》中曾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3]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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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胡适要扮演的角色是颇具宗教使命感。他在论述传教士在华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4]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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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后来也曾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的“周”，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而“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5]这看起来更像胡适自己，而不那么像先秦的儒家，这里的使命感当然也更多是胡适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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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个“传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禅宗七祖：“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6]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7]这样干革命求解放的，实在不像是不争的佛家弟子，所以更多仍是胡适投射进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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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留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在在反映出他的意愿——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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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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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8]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胡适来说，他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他也的确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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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新文明，后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胡适希望“折衷新旧，贯通东西”，[9]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详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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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目标，到他撒手仙去之时，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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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一向提倡“尝试”，也常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功，已足名留青史；其实际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以他爱引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来说，自从胡适回到中国，这“不同”是明显而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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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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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适遗存下来的更多贡献，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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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的贡献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12]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13]在“苏文熟，吃羊肉”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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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师的时代，士人想要立功与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这样的思路显然一直传承到民初，胡适在留学时即预备以后要“讲学复议政”，[14]就是这一思路的明确表述。从个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许看，胡适大概是个介于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人物。他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如余英时师所说，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建立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一个全新的典范”。且那本书开风气的作用还不止于中国，罗素就认为其英文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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