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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8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日；《谈话录》，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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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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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谈话录》，第96页；《年谱长编》第9册，第3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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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另一位曾开风气者严复在去世前不久也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严复：《与熊纯如书》（1920年7月10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708页。开拓者的遗憾，或也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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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以下简作《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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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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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简作《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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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谈话录》，第31页。可参阅梁启超自己的比较：“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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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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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鲁迅：《故乡》（1921年1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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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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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胡适：《尝试篇》（1917年），《尝试集》，《胡适全集》（10），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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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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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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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个极有意思的事例，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有人或以为，那一定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其实，那时候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极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均还健在，其中年龄最小而影响最大的梁启超不过四十多岁，决不可说是时无英雄。但是，正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不再活跃在第一线了。”故此，余先生以为，胡适的“暴得大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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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在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写了一篇《归国杂感》，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换言之，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新角色”。[2]但是，1918年前的一二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层出不穷，正是典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思想界其实也是新人辈出，但新人中确实没有能像梁启超那样一呼百应的时代人物。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政治变化的高潮恰伴随着思想变化的低潮。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政治走到文化前头去了”。这样一种政治发展与思想发展的时段错位，应该引起学人的进一步重视。新人辈出而又不能一呼百应，提示着一种存在问题又尚未解答的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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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欧阳竟无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得沈曾植指点，寻找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文通曾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3]西人近些年也提倡这种读书方法，且发展出各种系统的理论，专讲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的互动关系。[4]前后左右之书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语境；语境一明，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广义地看，胡适的一生也可视为一文本。要了解胡适，必须将其放入其时代语境之中参照考察。而且，只有弄明白胡适得名之前中国思想界处于何种状态，才能了解胡适何以能一举成为士林之首。故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胡适及其时代，又不可不先对产生那些“二十年前的旧角色”的语境认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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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想学术之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有关学术发展演变的一面，将在后文中专门讨论。本章所关心的，是近代几个大主题中的一个，即中国士人在西潮荡击之下被迫做出反应的进程。而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又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中国士人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在失去立足点后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到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已是一种群龙无首、不知所趋的局面。一场思想革命呼之欲出，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以下即对这一大环境略做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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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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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约半个世纪之后（1903年），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王汎森先生说：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覆压之下的困境”。同样，鲁迅在此诗中发出的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也道出了许多知识人爱国救国和拯救中国文化的共同心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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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视作两大文化体系之竞争的话，则中国一方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6]清季中国士人本来是以文野分华夷，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的，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几十年间，从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更进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在这场竞争中的失败有多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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