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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过：“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余英时师在引用了胡适这段话后说：“胡适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究竟决定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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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虽然只说了学术与思想，但他的话完全可以推而广之。谨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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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人的演说都收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出版地未标出，大约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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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次翻译分别见胡适日记，1917年2月8日、1921年4月30日。本书所用胡适日记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藏晖室札记》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册，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加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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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的《非留学篇》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原报难觅，本书所用，是王汎森先生所赠之手抄本，特此致谢。《非留学篇》现已收入周质平主编的《胡适早年文存》，第349—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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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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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商务印书馆，1935，第5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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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作《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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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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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日记，191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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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适归国后之言论》，《晨报》192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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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适：《非留学篇》；《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胡适全集》（4），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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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曾说王安石当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1896年10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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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2页（合订本期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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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吴稚晖此说意在讽梁启超放弃整理国故，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物质文明，所以他的实际指谓，仍不过是希望梁氏多“议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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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语出自1917年胡适归国前所赋诗《别叔永、杏佛》，最足见其从农学转为文哲学的思想转变：“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录在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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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罗素为此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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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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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口述自传》，第4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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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以下径引文名），收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作《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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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本书所用《胡适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为上海亚东版，以下均作《胡适文存》加集、卷数）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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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然而在吴稚晖眼里，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吴氏曾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便“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参见《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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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适留学之初，即“反观国势”，立志要“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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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谈话录》，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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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梁启超也曾自谓其对于晚清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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