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66110
1706066111
这样的观念在从冯桂芬到孙中山这些人的思想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冯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详论中国自强之道，主张半数以上的士人都改从西学，其根本的考虑就是要“出于夷而转胜于夷”。冯提出的具体方法尤有提示性，他强调，学西方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冯氏与反对学习西方的理学家倭仁的观念有同有异。冯和倭仁都要攘夷，也都相信中国不患无才。但倭仁以为只要发扬中国的传统学问，就“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而不必“师事夷人”。[52]冯则以为，攘夷“必实有以攘之”。为了最终的“驾而上之”，不妨先降格师事西人。为此，冯将西方文化区分为礼和器两种不同类型：“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53]冯氏之用是为了攘这个观念也为后人所传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就再三说到要凌驾于欧美之上。
1706066112
1706066113
理学模式中潜藏的这种有时并不自觉的关怀和目的感，与知识人当下进行的学习西方的具体行为之间，不免存在一种心态的紧张。中国士人既视西人为“夷狄”而不太看得起，且中国与此新出现的“夷狄”更常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之中；现在反要向其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又是“制夷”，其中的多重尴尬是不言而喻的。更有甚者，如章太炎所观察到的：西方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54]故中国士人对学习西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心态的紧张又常常容易引起焦虑，因焦虑而更产生一种激进的情绪，[55]急于求成以摆脱这不得不进行的学习“夷狄”的尴尬。
1706066114
1706066115
中国士人思想的激进化尚隐伏着更深层次的心态紧张。中国士人虽然渐以西方为本位，却只是有意为之，未必能完全做到。因为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西化，知识人不管意愿多么强烈，终不可能完全超越社会存在而悬想。同样，即使那些西向的中国知识人自身也未能真正的西化。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56]胡适、傅斯年虽然处处努力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向往之，终不能完全摆脱羁绊，到达彼岸。这样的社会存在与士人愿望以及知识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其思想取向的双重差距，以及与后者密切关联的个人认同问题，造成一种更难化解的心态紧张，[57]进一步促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
1706066116
1706066117
同时，这里面也有一些中国士人在主动推波助澜。中国士人向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康有为以为：“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其施于治也，意在彼而迹在此……可以犯积世之清议，拂一时之人心，蒙谤忍诟而不忍白焉。”[58]梁启超对此领会独深而行之甚力。他说：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这样，即使后人笑骂其为偏激无识，“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则既已达矣。”[59]故梁氏自己虽不真想革命，在其《新民说》中，却昌言冒险进取和破坏主义。
1706066118
1706066119
惟梁启超对中国国民的保守恐怕估计过高。特别是在中学不能为体之后，中国思想界本已不复保守而趋激进。以梁在世纪之交的影响，更有意识地操此术以“过两级”的方式昌言破坏，干柴遇上烈火，“破坏”遂成彼时思想言说中的口头禅。梁氏本意虽或未必真那么偏激，但其追随者在激进的道路上就走得不知有多远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自谓：“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但破坏这样的观念，岂是轻易可以提倡的。梁氏自己不仅没有回破坏之手段，后来更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了。民初和梁氏一样开一代风气的胡适自谓受梁的影响甚大，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60]胡适是以温和不激进而著称的，尚且有这样的感觉，遑论其他。
1706066120
1706066121
此时从西方输入的使命感更加强了中国士人因多层次心态紧张而产生的激进情绪。清末民初之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甚强，其实这个观念恐怕也多半是舶来品。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汉灭秦，尚承秦制。清灭明，亦承明制。虽有改变，大抵是出新意于旧制之中。鼎革之时尚且如此，遑论平素。只有感染了西方的使命感之后，才会有一举全部推翻之气概。清季人在本朝而非鼎革之时，即主张将全国的大经大法一举全部改革，这样的观念多半是受西潮影响的。
1706066122
1706066123
结果，积极入世的近代士人对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设性一面接受的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倾向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约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61]陈氏的认知最能体现这种对西方历史的选择性领会。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反求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存所产生的潜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诸己”的取向，导致一种“我自己能够败，我必定自己能够兴”[62]的自信观念。这种种因素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扭结在一起，便产生出特殊的后果。近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63]爱国主义与反传统在这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1706066124
1706066125
不过，近代中国知识人反传统固然有爱而知其丑的一面，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因为中国知识人要打破传统，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学习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竞争，中国若真西化，亦必与之一争短长。故中国人学西方的同时又要打破自身的传统，无非是在“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念的影响下，想一举凌驾于欧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这一点大约是西方诱导者始料所不及的。
1706066126
1706066127
概言之，胡适回国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余英时师指出：“五四的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而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64]一句话，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
1706066128
1706066129
[1] 本段全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7—8页。
1706066130
1706066131
[2] 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2页。
1706066132
1706066133
[3]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第3页。
1706066134
1706066135
[4] 这方面理论甚多，但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大概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论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1706066136
1706066137
[5]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第1页。
1706066138
1706066139
[6]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页。
1706066140
1706066141
[7] 胡适：《非留学篇》。
1706066142
1706066143
[8] 参见E.A. Kracke，Jr.，“So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 1955），pp.479-488.
1706066144
1706066145
[9] 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第175页。
1706066146
1706066147
[10] 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1706066148
1706066149
[11] 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6日。
1706066150
1706066151
[12]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第6期，第23页。
1706066152
1706066153
[13] 《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页。即使这样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还算不够尊西的。他注意到，该校得一从美国学教育获硕士而仅“并及历史”的徐则陵归，即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取外间视为旧学象征的柳诒徵而代之。同样，一般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梅光迪也并未将柳氏放在眼里。可知以“守旧”著称的东南大学，其实际的尊西倾向并不弱于他校。参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第228—229页。
1706066154
1706066155
[14]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1706066156
1706066157
[15] 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7。
1706066158
1706066159
[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
上一页 ]
[ :1.706066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