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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代中国知识人反传统固然有爱而知其丑的一面，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因为中国知识人要打破传统，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学习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竞争，中国若真西化，亦必与之一争短长。故中国人学西方的同时又要打破自身的传统，无非是在“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念的影响下，想一举凌驾于欧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这一点大约是西方诱导者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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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胡适回国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余英时师指出：“五四的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而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64]一句话，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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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段全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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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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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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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方面理论甚多，但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大概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论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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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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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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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非留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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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E.A. Kracke，Jr.，“So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 1955），pp.47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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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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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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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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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第6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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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页。即使这样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还算不够尊西的。他注意到，该校得一从美国学教育获硕士而仅“并及历史”的徐则陵归，即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取外间视为旧学象征的柳诒徵而代之。同样，一般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梅光迪也并未将柳氏放在眼里。可知以“守旧”著称的东南大学，其实际的尊西倾向并不弱于他校。参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第22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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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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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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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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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俞樾：《自强论》第3册，《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第852—8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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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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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年4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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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之危机》，收入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第147—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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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Arthur O. Lovejoy，“The Chinese Origins of a Romantism”，in ide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Putnam，1960），pp.99-135，particularly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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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hinese Repository，III：8（Dec. 1834），p.379；Eliza G. Bridgman，ed.，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w York：Anson DF Randolph，1864），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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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riffith John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a. 1869，in R. Wardlaw Thompson，ed.，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A.C. Armstrong，1906），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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