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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闢篇》，中华书局，1988，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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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上），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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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胡适：《四十自述》（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39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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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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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君衍：《法古》，原载《童子世界》第31期，1903年5月27日，《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下），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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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188—222页（以下简作《激进与保守》）；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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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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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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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但依旧例，他是安徽绩溪人。小胡适出生不久，即因父亲的职位调迁而跟随游走四方，到三岁多父亲去世，即虽母亲返家乡绩溪上庄生活。胡适一生，从他自己所说的“做人的训练”到终生职业道路的选择，都有父母的深远影响。他后来的种种“开拓”与“落伍”“激进”与“保守”，多少都可从其少年经历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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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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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本以经商为生。到其祖父一代，才开始步入读书人的行列。不过，开读书风气的胡适伯祖父星五公，“科场却不甚得意”，大约是以塾师终老的。到胡适的父亲胡传仍需先学经商而后才正式定下来主要读书。胡传不负族望，进了学成为秀才。但他在科场，也只比他伯父略为“得意”一点，省试那一级，就始终未能通过。大道不通，在官场即只能走旁径。胡传审时度势，看出边防需人，于是注意边疆地理学说，更亲往东北实地考察，以后在官场的发展，也基本在边防一路。靠着个人奋斗，后来居然做官至知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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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对商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是有很多限制的。胡传挣来的这个士大夫身份认同，确实来之不易，故他本人和胡家对此看得极重。这对于胡适一生的发展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胡传去世前两个月，给胡母和胡适都留下了遗嘱，强调必须让胡适读书。胡母贯彻胡传的遗愿，一直出比一般儿童高数倍的学费要家乡的教书先生给小胡适讲书。一字一句的意思，都要讲出来。这是胡传的独特教书方式。他自己先已教过胡适认字，那时一开始就坚持讲解每字的意思给儿子听。胡适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他以为，读而不讲，等于白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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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传的意思，远不止是要胡适比别人更能读懂书。胡适自己说，他父亲遗嘱中让他读书的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遗嘱，掌财权的二哥未必会在家境十分困难时出钱让他到上海读书。实际上意义决不止此。胡家子弟，本来是经商也读书的。但胡传的遗愿，以及胡母肯付出比一般儿童高数倍的学费而努力为胡适所塑造的，是一个与其父亲类似，而与一般乡人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认同（identity）。也就是要步胡传的后尘念书出头成为士大夫。胡适成年后还记得，母亲所以常常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就是“盼望我读书成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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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应该成为一个读书人而不是商人这一点，在胡适到上海读书之前，胡家大约已有一个基本的默契。管家的胡适二哥胡觉（绍之）基本上是支持的。在胡适的私塾老师自觉无力教他之后，胡母曾提出过胡适读书的问题。当时二哥三哥均未立即表示赞同。但当胡适真的辍学而出门跟舅舅学生意时，二哥大概觉察出这中间有着某种暗示（胡适真要学生意完全可以跟胡家人学，胡母这样做意味着孤儿只能靠寡母的娘家，这样的事对有地位的胡家是很失身份的）。于是，在胡觉的主动支持下，小胡适得以到上海读书。所以他自述说“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4]这两大恩人的所为，就是培养了与众不同的读书人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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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对胡家和胡适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要读书，毋宁是要维持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恰如胡适所说：“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5]具体地说，胡母是不许胡适和“野蛮的孩子们”一起玩的。而胡适幼小时本来也体弱不活泼，结果“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据胡适在后来的英文自传里说，得此名大约在他五岁时。不久，“人们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这正是胡母所希望塑造的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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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认同，小胡适也就多了一层“超我”的成分，必须维护这一难得的认同。胡适自述道：“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野’了。”而且，胡母也得着一些同盟军。确有那么一些“大人们”有意无意间颇“鼓励我装出先生样子”。正因为如此，在一次胡适与小孩子玩“掷铜钱”游戏时，一位老辈跟他开玩笑说：“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立即“愧羞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那先生的称呼本是绰号，在别人或不过玩笑而已（但开此玩笑则说明已有一定程度的固定认知），在胡适则已颇认真了。有意维护其特定认同这种“超我”，使胡适从小就养成他后来爱说的“爱惜羽毛”的特点（详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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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胡适这十多年与父亲特别是母亲在一起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主要是给了他“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胡适自谓：“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但正如他也说过的，胡母是“慈母兼任严父”。胡适所受的做人的训练，许多也来自其父亲，只是从母亲那里转手罢了。胡适一生为人处世受父母影响极深，他自己回忆说，“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其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住在一起。故小胡适与父亲的接触是不多的。“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记得起的，就只有父亲教他认字、也是父亲学生的母亲兼做助教那一段“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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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忆的“神圣”和可贵，或者也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所升华。胡适1907年做诗《弃父行》，有序，说这是“作者极伤心语也。作者少孤，年十六，而先人声音笑貌，仅于梦魂中得其仿佛。年来亟膺家难，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是以知人生无父为至可痛也”。[8]其中“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很能说明胡适的心境。除作者的伤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长的不够争气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谐。实际上，恐怕也有“吾父苟不死者，吾母又何至于此”的意思在。声音笑貌既然只能“得其仿佛”，对小胡适来说，父亲的形象部分是由母亲的追述帮助塑造出来，部分更可能是他自己较懂事后去追溯出来的。他后来自己说，父亲留给他的，一方面是遗传，一方面是“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9]但父亲的影响，其实还要深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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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未进学堂，已认得近千字，所以就跨越了一般儿童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等识字课本。他一进学堂，读的就是胡传自编的《学为人诗》，也就是胡传希望他的儿女学习的“做人的道理”。诗的第一句就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下面紧接着又补充说：“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10]如果这里是在阐述《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的大道理，则自有理学家所谓人心、道心和循天理一类的大讲究。[11]胡传虽理学中人，是否会让小孩子去体味这样深奥的性理之学，我尚存疑。若退而求其字面意，则第一句讲的是重自然的发展，以下接连以人伦准则约束之。这虽然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但与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见解也颇相近（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就将后者略去许多）。能将此两方面融为一体的确应可以成为真正的圣人，当然要做到实不容易。小胡适初读这些句子时虽然未必就能领会，但熟读成诵之后，其潜移默化的力量决不在年龄较长之后读懂的那些东西之下。观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12]其间种种的看上去矛盾之处或表面的“激进”与“保守”，大约都与此有些关联。从这个视角看，胡传总结出的做人的道理，的确影响了他小儿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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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传敢于闯荡边疆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对胡适也有较大影响。唐德刚先生说，胡传闯边的“最大动机”，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所以“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13]胡传的这种精神，他的二儿子和小儿子都颇能继承。胡适是幼子，少无养家之责，只见父亲行事的精神，所以对父亲闯边一事十分自豪，也觉得父亲的成功与此相关，每乐道之；后来在美国时还曾劝他的二哥另辟蹊径，往西北发展。但是胡适二哥的观感就与其弟大不相同。胡觉因大哥不十分能干，稍长即随父亲闯边，在台湾时几至战死沙场；后来也曾步乃父后尘，往东北求发展，但都不是很成功。在婉责其弟“年轻阅历尚浅”后，绍之告诉胡适，从北京到新疆，那时路途就要半年的时间，“即使百折不回，亦不过徒抛心血”。重要的是胡觉特别指出：“先人之故辙，可引为鉴也。”。[14]两弟兄的认知，竟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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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父亲所作所为的认知既然如此，其敢于另辟蹊径的胆量，的确是比他二哥和许多人都强。后来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就说胡适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不过，胡传的不走大道，主要是因为大道不通。胡适的不走大道，却更进了一层，含有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之意。他在答任氏的信中，虽然也说他并无意要“立异以为高”，但又明确指明他的确不愿走“学这个，学那个”的“大道”，反宁愿放弃大道而“旁逸斜出”。[15]母亲有意培养的“异于群儿”的认同在这里多少要起点作用，而胡传不走大道却能“成功”这一形象的影子也依稀可见。我们如果细察胡适一生的建树，几乎都是在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一面，就可知父亲暗中的影响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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