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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思想心绪动荡后，胡适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强。而且自觉“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可以看出，他的观念有一个大的改变：以前常为中国各种风俗制度等辩护，此后则开始较多看到西方的好处和中国的不如人处；以前论事还多出于中国的传统观念，此后则渐偏向西方的思路。胡适以前一直极不喜欢西人到中国传教，但在那年8月却说，虽然“前此颇反对此举”，近来则觉得传教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人淑世也，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42]胡适对传教这种宽容念头持续得并不久远，后来他仍时时攻击在华传教士和传教事业，终生以未读过教会学校而自豪，但此时的观念转变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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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胡适开始怀疑中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他也进一步发现了美国道德高出中国的地方。曾经做过狎邪游的胡适发现美国上流人士视嫖为“大恶”，而中国人士从无此念。他认为，只有知此为大恶，以后才可能有绝迹之一日。故中国“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使人人知这是大恶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胡适也自誓，今后不但不再做此事，而且要“提倡禁嫖之论”。这一点，他只大致做到了。胡适在“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期间，就曾于1925年在武汉“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又于次年在上海时带他的老朋友根内特去见识上海风月。根氏为哈佛大学高才生，那时已是美国名记者，正所谓上流人士。他果然把胡适狠狠教训一通。胡适也深自悔悟，向根内特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43]但胡适明知根氏为上流人士而要带其去嫖妓，可知他已忘了当年的想法，又可见当年观念不过是一时心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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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胡适在美国政治漫画中看到“风趣”的表达，立即认为“西洋政争之态度非东方政客所能梦见”。褒贬甚明。不过，胡适历来思虑周密。他虽然在往西方观念一边偏，但也知道有一点是根本不能变的：美国终非吾土。胡适在思乡之念“往来胸中”时，想起了王粲（仲宣）《登楼赋》里的“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美国再好，终非吾土，胡适的忧思又“何可任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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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的自觉是极为重要的。胡适在其《易卜生主义》中曾说，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句话他一生常挂在口上，用以引导青年（虽然在不同时期说此话意思也有变化），其实也以此自勉。而《易卜生主义》恰是在康大时即以英文先写出，回国后又改写成中文发表的。胡适在留美几年中有意识地往此方向努力的那种“自觉”，的确很明显。他的朋友郑莱曾称赞他为“留美学界中之最有学者气象者”。胡适听了，暗中下决心“自励以求能消受此誉也，否则真盗虚声矣”。这与胡适少年时受傅君剑夸奖一样，又给他加一层“超我”的压力。但“超我”也就是“自觉”的一部分。郑莱所言不虚。君不见当年《竞业旬报》先后三个编辑傅君剑、张丹斧和胡适，前两人后来都成报人，独“以舆论家自任”的胡适成了学者。[45]所以胡适后来说没有蔡元培他就会成为一个三流编辑，的确是有所感而发自内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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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我”压力下的胡适暗中在与所有的留美学生比。1915年初访纽约时，知友人张仲述（彭春）已著短剧数篇，颇不错，不禁叹谓：“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遂令祖生先我着鞭。”这正说明他自己是有意要事事先人着鞭的。同时，胡适又有君子善假于物的大优点。他说，与朋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不管争论讨论，胡适都最善于整合别人观点，据为己有。留学生许肇南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特别倡社会改良。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46]这些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适自己的意见。观胡适许多书信文章中的新观点，常常能在其日记中发现不久前恰与人讨论或争论过。但有时胡适的整合也不一定成功，如他受傅斯年文章《周东封与殷遗民》影响所写的《说儒》，自己虽颇满意，其实凡傅文未言及者，多半都长于见识而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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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但自己在为“他日为国人导师”做预备工作，而且也期之于他人。1916年6月他在纽约接待了九年不见的老师马君武，“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日记里说是“相见甚欢”。但晚年回忆说，“那时我很忙，我还陪他吃饭，出去玩玩谈谈”，微露一点勉强。这心情，很可能是因他对老师有点失望而生。日记中说他与老师聚谈之后，发现马氏“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故“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胡适以为：“先生负国中重望，大有可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胡在日记中这样写老师，后来出版时又不删去，“君武先生当然有介意”。但正如余英时师指出的，马氏既然决心以工科为业，“也许根本便不发生什么‘预备’的问题”，胡适不过是把他对自己的期待“不知不觉地”转投射到马君武身上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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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在预备的留学生也并不止胡适一人。余英时师注意到，胡适在1917年初访友人朱经农时，朱即向他提出“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胡适立刻在日记中写下：“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48]重要的是，由于像马君武那样“负国中重望”者并无意预备或预备不足，就给像胡适和朱经农这样在国中本无声望却坚持预备者提供机会了。这再次表明对个人的历史角色自觉与不自觉的重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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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在他公开演讲许多次后，为提高技术，选修了一门暑假期间的演讲课；但第一次被叫上台时，虽是7月，却“仍然浑身发冷、发颤”，不扶着桌子就想不起讲稿，极为紧张，就是一例。后来到北大用博士头衔，甚至冒认他其实不愿认同的古文家身份，又是一例。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如在上海初为小乡下佬，在美国也一度有过波动，几乎入了基督教；等等。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也有一个自我肯定的法宝。据他自己说，这种“戏台里喝彩”虽是“人生最可怜的事，然亦未尝无大用。盖人生作文做事，未必即有人赏识。其无人赏识之时，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对得起自己”。[49]凡不十分顺利之时，胡适即靠此法宝自我保护。且胡适毕竟聪明过人，又有少时的特殊训练，也的确能吃苦奋斗；通常都能迅速扭转局势，小挫之后，继以大成功。而小挫之后的成功比一帆风顺有更深的印象，也更有鼓舞力。胡适在将离康大时赠别任鸿隽的诗中说：“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50]自居留美学生做诗的首席，自信不可谓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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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后来只大胆怀疑别人，却并不怀疑自己，甚至也不太准许别人怀疑自己，都是在上海开始建立、由庚款考试增强、再由在美国得奖巩固起来的自信使然。第一阶段使他知道他的特别的“先生”认同不只是在上庄才成立；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在中国公学这样的高级学府，他都证明了自己的秀异。庚款考试的成功，使胡适由上海激进青年中的彷徨者一跃而为全国性的精英，在美国的几次得奖，进一步向自己证实了他的不同凡响。其中胡适较少提到的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胡适所得的什么卜朗吟奖，虽然轰动，多半还因他是个来自“落后国家”的外国人；若在美国正式求职，那种奖未必上得了简历。至于那个什么国际和平会的奖，金额虽高，是专为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说法，更加没有普遍的地位。倒是那个联谊会的成员，表明他在美国一流大学常春藤盟校中也是佼佼者，是可以一直写在简历上而为上流社会广泛接受的。在胡适服膺的以西方标准为取舍的现代国际社会，胡适已达到最高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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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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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谈话录》，第163页；胡适：《中学生的修业与择业》，《胡适作品集》第25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第206页；《胡适致母》（1910年7月22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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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7、9、36—39页；朱文华：《胡适评传》，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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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段及下段，《胡适致乡友信》（1910年9月25日，邮戳日），转引自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胡适研究丛录》，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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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适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7页；《口述自传》，第35—36页，唐先生评论散见于第41—48页；胡适：《中国的政府》，《竞业旬报》第28期，转引自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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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楠：《胡校长为我出证明》，《胡适研究丛录》，第48页；《谈话录》，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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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日记，1915年7月8日、1911年4月10日、1914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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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日记，191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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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适日记，1911年6月18日及所附同月17日、21日给友人章希吕、许怡荪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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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段与下段的讨论参见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49—55页；胡适日记，1912年10月12日、12月24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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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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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适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7页；胡适日记，1911年6月3日；胡适：《非留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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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适日记，1911年2月1日；胡觉信转自《年谱》，第26页；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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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觉致胡适》（1911年夏），《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8页；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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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口述自传》，第38—39页；《胡觉致胡适》（1912年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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