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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此趋势发展下去，更形成不学西方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不爱国的认知。民国以还，中国“新”的崇拜有增无减。林语堂在1926年参与东西方文明讨论时，认识到那些讲东方精神文明者多少有些“东方的忠臣义子爱国的成分”。他主张，爱国要搞清利害，若“反以保守为爱国，改进为媚外”，则对中国自身不利。[63]林氏的观点正确与否暂可不论。惟其在“以保守为爱国”之前加一反字，实透露出保守即不爱国的潜台词。且林氏这样说时毫不感觉有加以解释界定的必要，可知这已是许多人的共识。林语堂在民国远非以激进著称，尚且有此认知，余人之观念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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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激进化进展中，胡适既深受这大趋势的影响，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同时，胡适在归国前自定位为传教士的使命感，将会使他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的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他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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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个人形象的完整，胡适被迫做出许多调整。结果他的行为每与其在留学时立下的志愿不甚吻合，特别是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在于其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例如，胡适本强调知历史而后能爱国，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中，原来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以昌明正宗的国学；后来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出之，更不得不对人诠释为是要“打鬼”，一变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为臭腐”。[64]这样，胡适在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时，就再次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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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态度的这一根本转变，除了他那传教士角色的认定，就是国内环境的影响使然。有此思想基础，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难得的胡适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而且并非只有胡适如此。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虽以兼容并包为宗旨，其实也不是完全兼容。就像他在答林纾的信中所说，他就不容纳“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蔡在北大所聘的旧派教授虽不少，却并不聘桐城派之人。同样，讲究民主的陈独秀以为，“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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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什么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愚蠢”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并无一个悬在那里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上可以不兼容并包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这再次体现了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心态和胡适爱说的“正义的火气”。胡适一生谨慎，唯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常常主动进攻别人。这虽然与他“暴得大名”之后略有点飘飘然有关，但传教士应具有的“新观点和批判精神”所支持的对愚蠢的不容忍，应该是他这段时间颇具进攻性的主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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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引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傅斯年如此，陈独秀亦然。他自己就曾叹谓：“适之说我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66]上面所引他所说的几个“不得不”，都属于这个总的“不得不”的组成部分，都分明告诉我们他那种忍痛割爱的矛盾心态——为了更新更美的未来，过去的一切都可割舍。既然如此，新文化人就走上一条故意激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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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攻击，就是遵循故意激进这一取向的。攻林最力的钱玄同1921年致胡适的信，就很能代表这些新人物内心的想法。钱以为，《三国演义》的用处即在高小学生“读过几部今语体小说之后，即可看此书，以为渐渐看古语体书之用”。他拟出今后学生看书由今至古的程序是：第一、二步是读不同程度的国语课本；第三，“读语体小说，不论新旧，但须有文学的价值者。”第四，“读《三国演义》，以为由今语入古语底媒介。”然后可看梁启超、胡适等当代人的文言文，最后则“大概可以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了”。[67]可见钱内心中还是把林纾的古文看得甚高。这最能体现新文化诸人反桐城派不过是故意取法激进，以得折衷的实际效果。其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使学生能读古书，以继承中国的传统。这种苦心，人每不知，他们也不一定要人知。但后来的研究者也不知，说他们真反古文，是厚诬前辈了。鲁迅曾说，不读中国旧书，最多不过不会写文章，可知他是认为要写好文章，正应看中国书。只是他们觉得当时中国的急务是“起而行”而不是“坐而言”，即要在“行”的方面以西洋之长补中国之短，能否做文章是次要的，所以才有不读中国书的说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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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林纾与蔡元培的笔战，就是考察民国初年思想界激进化的一个典型例子。那次象征性的新旧之争，一般均认为是以蔡胜林败为结局的，当然也就是新战胜了旧。这个看法，最多只有一半对。从思想观念的视角看，恐怕应该说是林胜了蔡。这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只要细看蔡元培对林纾的驳论，便可见蔡无非是一一力驳北大并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错误”，却甚少指出林氏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实际上蔡在驳林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此虽是论战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争论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对方的观点，而无自己的立论，等于就是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如此，则即使胜了战斗，也是输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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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鲁迅等人的一大努力，就是要为小说正名。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要给小说以“现代学术荣誉”，也就是要“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诸人其实是继续林纾的努力。若论中国小说转向以西方为本位的典范转移，林氏正是始作俑者。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说提高到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纾。小说在中国由士人不屑的“小道”而被提上台面，也是林氏的功劳。以前的文人写小说，都不署真名。林纾虽以古文名世，译小说却肯署原名。概言之，“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有意思的是，梅光迪也曾攻击胡适“把《水浒》来比《史记》”，则两人努力方向原本一致。[69]小说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开，但最后得到承认却正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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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新文化诸人既然要找革命对象，就不能放过林纾。读过一百多本林译小说的胡适即曾主动攻击林纾那篇主张古文不宜废的文章，其本身的古文就做得不通。林纾在论古文不宜废时，曾老实地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据此指出：“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也。”其实这未必是古文家不通处。桐城派学习作文，本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由烂熟而能仿效，就是前一阶段。林纾虽被视为桐城派的殿军，或者还未达后一层次，“能”而不“大”，也就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可能是桐城派式微的内因。不过林氏只是桐城派以至“古文”的一个载体。据新文化人的观念，载体的高明与否，不应累及其所载之体以至所载之道。陈独秀在1920年就讲到白话诗文质量不高是因作者“艺术不精”和“真的白话文学年月还浅”，与“白话文体本身没有关系”。[70]而他们却不能用同理来对待“古文”，多半也是其“正义的火气”太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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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整个事件，这里不能详论。无论如何，在一般人眼里，林纾是失败者。郑振铎说，这次争论之后，在一般青年看来，林纾“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郑想要给林氏“平反”，于是指出林的“主张”虽然失败，但不能“完全推倒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71]实际上，林的失败恰是在“地位”上而不是在“主张”上。蔡元培的答书集中在否认北大存在林所指责的“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两点上。但蔡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假如蔡的辩驳是成立的，则北大所为正是在林所希望的方向上，只是程度还不够罢了。所以，如果从观念上看，应该说是林纾的主张取胜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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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在1919年给蔡元培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是“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到次年9月，胡适在北大的开学演讲《普及与提高》中，说新文化运动已成“新名词运动”，则胡适已认同于论敌了。陈独秀在年底的《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提高与普及》的短文，似乎不太同意胡适关于北大学生应侧重提高的手段，但他在学生水平一点上，与胡的意见并无两样。陈说：蔡元培长北大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混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72]用中国“旧思想”谈西方“新学问”，正是名副其实的“新名词运动”。两位老朋友虽然主张采取不同的对付手段，看法却是一致的。新文化人或者有意无意间已接受了林纾的观念，或者因其与林氏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观念本相近。这样看来，民初的新旧之分，恐怕更多是在态度上而不是观念上。林纾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中国思想激进化的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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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终生取笑林纾论古文不当废时所说的不知其所以然那句老实话。但胡适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也同样太计及长远而失之简单空疏，无法与再年轻一辈人所向往——且为苏俄革命成功的榜样所支持——而理论又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竞争。郭沫若一学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框架完整、解释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指出胡适过去的研究也是只“知其然”，而他则要“知其所以然”。[73]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与郭类似，也指出胡适对中国社会未能提出系统和具体的论断。[74]林纾是自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适的自信超过林氏，以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进也更“新”的郭氏却主动置胡适于当年林纾类似的位置，这大约就非胡适始料所能及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的确是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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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时代的广东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象，本已是大厦将倾，故他那一辈人“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如果胡适这辈人也随钟氏一辈之潮流而漂流，“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本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而且总觉破坏得还不够。1921年5月，胡适曾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十五年后，到1936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的事业”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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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比胡适小八岁但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领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号。[76]这已是在五四之后二十多年了，仍然从书中读出破坏的需要来。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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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日记，191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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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日记，19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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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4页；《口述自传》，第137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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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胡适文存》卷一，第45—49页；胡适日记，1921年7月3日、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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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谈话录》，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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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书店，1928，“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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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谈话录》，第13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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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谈话录》，第23、240、6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0页；《四十自述》，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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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适日记，1915年7月10日、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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