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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说，正是胡适提出的这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才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张之洞等人关怀的科技和政制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陈独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胡适完全同意，但觉失之以“简单拢统”。他这篇文章就是要使其更具体明确。从中西文化的层面看，胡适的“评判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对西方文化，只要“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就已算是“评判的态度”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价值已经“估定”，只需输入即可。而且他主张输入的，也全是“新”的西方学理，中国人当时趋新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说到底，新思潮就是“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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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思潮首先是“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胡适明确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这再次体现了激进的中国环境对胡适的影响。胡适在美国念书时本来对尼采不甚欣赏，如今却引为新思潮的根本出发点，其态度之变化不可谓不剧。他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12]所以，这一准则之用于中国文化，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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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胡适不是全往尊西趋新方向在走吗？从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记住胡适是故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就知道其实也不全然。他所谓“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及他后来在清代考据学中确实读出中国的“科学方法”来，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文化“正名”。当胡适的追随者、也主张整理国故的《新潮》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3]这里的“学问平等”，正是针对的“世界上的学术”，是胡适真意的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学问既然“平等”，做学问的人当然也就平等了。陈独秀提出的抽象的“科学”经胡适这样一具体，就从西方部分地转到中国来了。经此一转，中西双方都曾产生了科学精神，不过一方用于实业制造，一方用于文字典籍，差别只在实践的层面。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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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这又牵涉到胡适在选择学业上一贯的“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了。但这肯定不完全是他的真意。因为他晚年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所以他此时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在起作用。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14]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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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既然整理国故已多成负面的“破坏”工作，胡适就像辛亥革命者钟荣光一样，把学西方搞现代化的“建设”工作让给下一代，而自己来承担破坏的事业。中国的“建设事业”就此又下移一代了。不过，胡适的“本我”也时时在与其“超我”冲突。他既要做“传教士”，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的路，但在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故不得不尊西趋新；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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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尊西趋新的胡适却恰好在“国学”领域里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中国自身的学问而言，胡适的思路和作用大致都可以“批往开来”四字概括之。一方面，他确实有意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这可以从他指明的新思潮将来的发展方向看到；另一方面，他提出的“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适应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不过，胡适虽因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他如果想在全国做国人之导师，首先必须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取得为众学人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上层文化领域里树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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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刻一鸣惊人。北大早期学生毛以亨回忆说，胡适到北大，“未曾一炮打响”。“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我与傅斯年曾去听讲，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曾有许多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人之人生日用标准。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借以解围。”[15]毛氏与胡不甚相得，晚年记忆，或有不精确处，但揆诸其他信息，此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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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口才亦不甚好”，很值得注意。胡适善于系统表述自己的见解，是从小讲故事就培养起的；后来在美国又专修过演讲课，且以长于演说著称于美东。世上哪有用自己的母语演说反不如用外语者？且墨学恰是胡适下功夫最深也最有心得的部分，讲起来正该得心应手，何以会表达不顺畅？实际上，胡适自己反认为马叙伦口才不好。他曾对吴虞说：“幼渔、夷初［马叙伦字］皆肯看书，而口笔二者均不行。”[16]胡适居然在与口头表达“不行”的马叙伦同台演说其最熟悉的墨学时而落得“口才不好”的印象，不能不使人想起他当年已在外演说多次后初登演讲课讲台时仍发抖出汗的“前科”。这样看来，这次应该也是在内行面前缺乏自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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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提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钱玄同对他这位“留学生”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使他“受宠若惊”。因为钱“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17]这里说的虽是胡即将归国之时的情形，其实在这晚年的回忆中也可包括他初到北大那一段。胡适在这里无意间道出的他和钱玄同各自的身份认同——一为留学生，一为太炎门人兼古文大家，很能提示那时北京大学真势力之所在和胡自己地位微妙的消息。实际上钱至少那时还不能算是古文大家，但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着当时最得势的太炎一派，应无疑问。这一“居然”的认可和“赏识”，对胡适在北大地位的支持极为重要，他晚年还记得的“受宠若惊”，信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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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初到北大时，当时北大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后来能聘到许多欧美留学生做教授，据蔡元培的回忆，还多是因为胡适的介绍。那时北大教授的主力都是留日的东洋派。李敖先生以为，这些人“国学根柢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18]而胡适却偏偏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开始时的不见得受欢迎，也应在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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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身份认同既然是“留学生”，其所长当然应该在“外国学问”。胡适不开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略知西学者如毛以亨就说他的“谦退是有足多的”，言外之意即他开不出来。但也始终有人寄希望于胡适。后来胡适名声树立之后，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缪金源于1920年底写信给他，请他编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说北大的西洋哲学史课上所发的讲义，“编得和小说一样，固然很好，但稍嫌简陋”。缪氏在信中并明言：“我相信先生的程度，中国文学过于哲学，哲学过于英诗。”虽对胡颇有期望，所言究竟有些不敬，而胡适此时恰在教英文诗一门课。他虽是哲学教授，到北大的第一年，也被任为英文科（那时尚未设系）主任，所教功课实以英文为主。北大对他的认知，于此可见一斑。那时还在哥大留学的张奚若就大不以为然地说：“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结果，也有人认为胡适所长就只在英文。1919年3月，清华学校毕业生刘子纯就对吴虞说：“胡适以英文译《孟［墨？］子》得博士学位。”毛、缪、刘皆当时的学生辈，可知胡适在北大一开始口碑确实不算佳。另一个与胡适不甚相得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更回忆说：我们学生中间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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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归国时，全北大没有一个博士，他虽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使用了博士头衔。唐德刚先生说，民初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洋学位确足以吓人。同样，胡适对别人视他为“古文家”绝对不承认。他不仅不喜欢汉儒，而且自认使用的是“科学方法”，非汉儒之所能。但对于蔡元培为他的书写序说他是古文家绩溪胡氏的后裔，却默不作声，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传时，才“顺便”纠正这个错误。如果说蔡序胡适事先未看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胡适所促成，稿成后他又为之校读改正。而梁也在此书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等语。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说错而不纠正。这都是他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性格使然。但同时也揭示了青年胡适“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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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像其他许多次一样，属于开始时的那段短短的不如意，胡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的自信也很快就恢复了。有意思的是，胡适之所以能打开局面，却得力于几个比较有权威的学生的支持。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要好，所以确曾有放弃教习的位置而宁做学生者。这个传统，恐怕远在什么民主观念输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学生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优越感；北大的师生关系及学生在学校的发言权，早就与一般的学校不一样了。民国后这种情形在另一层面仍继续：由于办学不久，聘请教授和招生的随意性都较大，有时候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还真的超过有的老师，各种回忆录中几乎都有学生刁难老师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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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少年受学的经历和当年靠考据得高分而获留学资格看，清季民初整个思想界虽然趋新，从下到上各级主持考试者恐怕都还相当“旧”。或者因为中国教师对西学中自然科学部分的掌握终有限，评判起来较为困难，各级考试时国文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年的北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应不例外。这样，学生中的大多数，很可能因为自己少年受学经历的缘故，当然倾向于接近在国学方面已获学术声望的刘师培、黄侃等人，实际是站在我们今日所说的“保守”一边。这个情形直到1921年吴虞进北大教书时仍未根本改变。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必然偏向于后来取胜的“新派”一边。但我们只要细查北大“新派”学生名留青史者，始终也就是那么几位，就可知其在当年确实未必居多数。蔡元培主持北大时的实际情形，大约是教授中趋新人物多而学生中守旧者众。故新派教授对学生不免有一种提防的心态，陈独秀就颇疑惑《新潮》中人如傅斯年这样不久前还是黄侃高足者，是不是旧的一边“派来作细作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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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北大校园内这种“社会史的重建”，就容易理解学生帮忙对胡适的重要了。实际上，立说者的思想要能与各种范围的“社会”发生“里应外合”的作用，从社会视角看，也就是听众是否追随和追随者的多少的问题。在北大这样存在学生地位特殊这一传统的学术社区，听众的功能又更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氏自己也是怀疑者中的一个。这是胡适地位尚高而两人关系也很不错时所说。几十年之后，胡适在大陆已是批判对象，顾氏的说法就更直截了当。他明言，因为胡适年轻，那时才二十七岁，“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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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回忆说，在胡适到北大以前，中国哲学史一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以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氏自谓听了几堂课后，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就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这个“裁断”，据顾氏晚年的解释，就是指胡适“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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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顾颉刚自己虽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之门，在同学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于是就去找同寝室的傅斯年（字孟真）。傅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是黄侃的高足，旧学功底极厚，蒋廷黻曾说他句句话后面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论”。傅本来对胡适前此比较紧张的那次演讲不甚欣赏，今有顾的说项，就到哲学系旁听了几次，终于表示满意。于是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才帮助胡适过了关。从傅、顾说话的口气，可知学生中旧学第一权威是傅斯年，第二权威是顾颉刚，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当时仍可能闹风潮。后来胡适自己也说，当时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叹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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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始时这么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经历，胡适仍一如既往，以发奋用功来对付。在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记忆里，成名后的胡适常很谦虚地说，“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因为“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所以“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胡适晚年回忆，也说他初回国时十分用功。那时胡适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当时风靡北大的太炎学说。毛以亨说，胡适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胡适自己说，他“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所以“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总是事先剥一个皮蛋放在那里，丈夫“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这样拼命的结果，学问确实不久就大进，但身体却吃了亏，因用功太过而大病一段时间。毛以亨说：“病愈后胡先生之中国学问，确已有成，真不愧为经生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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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初到北大面临的挑战并不止来自学生，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胡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并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25]这里大约有文人相轻的意思，但所透露的消息却远不止此。因为“我说胡适不通”时，还只是一厢情愿，或者确有文人相轻的意思；到在课堂上拿着证据“笑不可抑”时，已肯定是真觉得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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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这个术语本非中国自产，而系从日本人那里转手来的西词的译名，早年国人也有译成“智学”或其他什么的。中国既然无此术语，其实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最讲究而须臾不可离的“存在（Being）”，中国传统思想中便无确切对应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为中国思想家所特别重视到离不得的程度。中国文化本来自成体系，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么“哲学”。胡适后来学问日通，就坚持说他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未尝不是据此而发。[26]今日自不必探讨翻译的准确与否，但那时的国人对此并无统一的认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适之前的北大，“哲学史”三字当是一整体的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据此取笑胡适。我们切不可将历史的电影片子倒着放，以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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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颉刚读书时，陈汉章是教一年级中国哲学史一课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而胡适则是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27]两人的取向的确不同。对陈氏而言，既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则其用一年的时间只讲到《洪范》正无可厚非。过去中国人本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以三代为最高境界，当然是主要讲清三代就好。而且，陈氏对西洋名词“哲学”是有体会的。历代学人讲三代，无非对现实有所不满，以神游旷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柏拉图写《理想国》，取向略同。那些被认为是三代之文的具体典籍固可是后出，对典籍已出之后的古人来说，特别是对民初讲旧学的人来说，其代表“中国哲学”之主要精神，却不容否认。陈氏本非讲“历史”而是讲“大纲”，自然注重主要精神蕴蓄所在，而不必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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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申说这么多，当然不是要翻什么案，以贬低胡适所起的划时代作用。也不是说我们今日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课可以取消（但文化体系不同，随意用西方哲学概念套中国思想肯定只能造成“始乱终弃”的结局）。正相反，这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胡适所开的风气之宽广。今日我们所说“哲学史”即“哲学之历史”的意思，就是由胡适开始肯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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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总结说：胡适“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但顾颉刚、傅斯年二人的旧学基础“不但不在胡适之下，或者竟有超过他的地方”。胡适究竟凭什么来争取他们呢？顾氏对胡适讲课的回忆已提示了答案。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换言之，顾、傅等人“虽有丰富的旧学知识，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以表现其现代的意义。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余先生进而指出，顾颉刚这段话可以扩大来解释胡适在五四前后思想影响的一般性质。他在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结果，不论思想上与胡适接近还是疏远甚而完全不同，都“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这就是孔恩（Thomas Kuhn，也译作库恩）所说的建立了学术思想的新典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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