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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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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这也是必须记住的。余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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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作用(狭义的“典范”)。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现象(anom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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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这样的时代分段)。王国维说,清代学术一共经历了“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又说:“道、咸以降之学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29]余英时师引用此语后说:“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典范说完全相符。顾炎武是清学典范的建立者,故其学‘大’,戴震、钱大昕是这一典范的完成者,故其学‘精’,道、咸以降则‘变异’愈来愈多,典范已不得不时加调整,故其学‘新’。”简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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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学术的大趋势,就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这其实也是清代学术内在的发展所逼出来的。清初顾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典范就无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学研究上去。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清代的考证就是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再发展到诸子之学。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汪中的话说:“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与以新估价。”因为汪中已见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余英时师引用这段话后指出,汪中能从墨子的观点去看孔子,证明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种“平等的眼光”。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不过,从汪中到梁启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来的,其基本上仍然是无意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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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考据范围的逸出儒家经典,越来越多的“意外发现”使得最初的“明经见道”这一假定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孔恩所谓“技术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范所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地出现了。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从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虽然背景很复杂,但也显然是对于考证学典范进行一次重大的修正。由于乾嘉以后支离破碎的训诂已不足以明义理,今文学家便提倡从《春秋》与《论语》直接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同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也只是到了咸同时期,理学才略有复苏。宋学的影响虽不能与今文经学比,但欲在“明义理”方面修正专讲考据的汉学,却是一致的。早期起来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学家,最能体现两方面的共同。而且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异军”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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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的复活正是典范危机的表征。但这些“异军”不但依然接受考证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证学的方法。所以余英时师说,道咸以降之学虽然“新”,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典范;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调整旧的典范。下及康有为,也依然徘徊在旧典范之下”。尽管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经学考证的典范,却仍是以经学考证的面貌出现的。乾嘉以来的考据虽一直辨伪疑古,但其并不以疑为出发点,是为“明经”而怀疑或自然而然地达到怀疑一步。而且其怀疑也是有限度的。“在基本‘典范’没有改变之前,康有为也只能怀疑‘伪经’,而不敢再进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经’。这和崔述对古史的怀疑到六经而止步先后如出一辙。”这就可以看到“典范”的限制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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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历史意义,余英时师已论之甚详。大体说来,其在当时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即是蔡元培在“序”中指出的:(1)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3)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4)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胡适自己特别重视,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的则是(2)(3)两点,他自己就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革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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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方面当然都受了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但同时也和上述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适应。正如余先生所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的确,“如果只有外来的影响,而全无内在的根据,那便只好叫做‘征服’,而谈不上‘革命’了”。前面说过,胡适在上海所受“新教育”与许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他不仅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的影响,同时也认真读理学和诸子这些“异军”的书。所以他最能领会晚清学术演变的动态。由于西方近代的多元思想和中国学术传统在胡适身上“里应外合”的双重便利,新典范的建立终于在他的手中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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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也说明了胡适具备的一些他人很难齐备的长处:“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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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在说明胡适中西学兼治、西学又恰长于哲学史等方面,是基本准确的。说他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是个小误解。但蔡“序”特别强调胡适和汉学之间的关系,则是个大误解。不过当时不止是蔡氏有此认知,自诩为“讲新学而力求汉学根底”的吴虞,在没与胡适见面之前就以为胡适是“讲新学而不昧汉学家风”。实际上,唐德刚先生已指出,胡适曾亲口对他说,他“绝对不承认”人家把他列入“古文家”一类。为什么胡适本不喜欢汉学,而人皆以为他是汉学家?这可能是因为前述胡适到北大后曾努力攻读太炎著作,且由于钱玄同和大量北大同人的缘故,不能不对太炎表示相当的敬意。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中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大的同事里,则说钱玄同、朱希祖都给了很多帮助。两人也都是太炎弟子。[31]而且,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为的考据,而当时一般人的认知,做考据便等于汉学家了。这恰是时人对胡适的新考据认识不足的表征。在胡适看来,他做考据用的是“科学方法”,非古文家所能梦见。而胡适对汉学家的看不上眼,也不排除其潜意识中有点宋学的影子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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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少年教育基本是以宋儒的观念为依归的。1910年,在准备出国考试时,胡适得其二哥的朋友杨景苏指点,开始接触汉代的治学方法,并购置《十三经注疏》带到美国细读。但在读了汉儒的《诗经》注疏后,他觉得仍是他幼年所读的宋儒朱熹的注“比较近情入理”。所以,余英时师注意到,胡适早年对汉学大家章太炎的学术,“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1914年9月,胡适游波士顿,读到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颇怪之。则此时尚以经师视章而怪其不似经师。其隐含的认知是经师应没有太多“谬妄臆说”。可知他虽不喜欢汉学,心下对汉学家也还重视,但这种观念似乎未能到达意识的层面。1916年初,他又写有《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说太炎此论“可谓无的放矢”。[32]其余几篇早年考据文章,也多有非议太炎处。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1917年4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做的。余先生以为,这是胡适“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就其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此文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可以看出,胡适对汉学是批判多于亲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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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虽然偏爱宋学,却并无真正宋学家那样强烈的门户观念。他在出入汉学与宋学,见其差异明显之后,用一句老话说,实际上也就走上了“调和汉宋”之路。胡适喜欢宋学,是因为其“偏重于哲学性诠释”。基于同样的缘故,胡适在今古文经学中也是站在今文家一边。他认为古文家“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他们在细枝末节上用功甚勤,而对整个传统学术的趋势缺乏了解”。1921年5月吴虞到北大,与胡适谈,胡对吴说:“今文家已推倒之古文家,而逖先[朱希祖字]犹信之,如何要得。”[33]胡适本视“古文”为已倒,自然不会亲近之。而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即讲究理解,与宋儒“偏重于哲学性诠释”是相近的。另一方面,胡适也认为,近三百年以考据为表征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其批判的精神,恰是源自北宋时期。因为宋学之所以能独立成一学,就在其对更早的汉学的怀疑和批判。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为考据的前提正是怀疑;清代的汉学家虽然对汉儒是信多于疑,但却是在对宋儒大疑的前提下信汉儒的。胡适既然在宋儒中看到的是疑的一面,其融合汉宋就比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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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年那几篇关于文字的考据文章,就是调和汉宋的产物。其所用的方法,他自己以为也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西方实证史学。所以,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做的考据,但胡适喜欢的却是宋儒中较近人情并能做哲学性诠释的朱熹,他不得不在二者间有所“调和”,然其贡献又远不止于“调和”汉宋。他不仅能在具体方面掌握借鉴价值已经“估定”的西方治学方法,同时对汉学、宋学和《马氏文通》都不止是中国传统治学所谓的“有所法而后能”,而几乎是一开始就“有所变而后大”了。这是胡适一生治学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孔恩在论述科学典范的转移时,曾说到专业训练不深的新入门者有时往往容易起到“开来”的作用,正因其训练不深而约束较少也。[34]这就很适合胡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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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小所受的“国学”训练,虽然比上海新学堂的同辈人要多,但终不系统,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这也是他不能认同“太注重功力”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他自己也说,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大胆臆测”。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没有经过“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更一生以“小心求证”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谨和缓”四字诀补之,但遇到关节处,仍有打不通之时。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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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既然搞考据,小学又是弱项,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特别是金岳霖所说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一句,最多为人引用。如果说金或有门户之见,胡的朋友和安徽同乡刘文典就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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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专家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其见解应该说都不无根据。但正如毛以亨所说:“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殊非专家们所可望其项背。”[36]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根据孔恩上述的观点,胆大与学问的不深,恰有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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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胆大和敢于怀疑,正是他另一点与人大不同之处。他的疑古意识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动性都非常之强。早在1908年,他写的诗中就有“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这样的句子,已颇有疑古之意。但此时只是“恨无仲马为称冤”,到1916年9月修改此诗时,即将最后一句改为“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从怀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37]胡适以后一生为学,都以翻案为主,如给王莽翻案、给神会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因为翻案的结果就是重写或改写历史,这正是胡适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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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年自称,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方式来“整理国故”,“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此时已放弃传教士的自定位了)。这接近于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胡适又说,他不分经学和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他还指出,他主编北大的《国学季刊》,用横排及新式标点,这又“是个小小的革命了”。[38]处处在革命,可知其主动要想“革命”的意识的确很强。胡适的怀疑、翻案、“截断众流”及以平等眼光对待经学和子学等之所以为“革命”,就在于他和以前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识地主动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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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余英时师指出,胡适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新典范、开辟新风气,正因为“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若只及一面,则不但旧学方面超过胡适的人不少,就是西学,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但这些人所知虽深,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其实际的影响,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这是见道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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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写《四十自述》时,即已认为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新名词”的框框。今日海内外学者对西学也有只取一瓢饮且所知颇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词”的框框,离了这些新名词便无以言学问。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对西学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须中学有相当的根基。若无此根基,则“取一瓢饮”也好,一头栽进去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也好,多半都只会达到一个“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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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然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当然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这个新典范约略有广狭二义。广义者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者即余英时师说的“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举其小者,胡适所开的风气,就包括写作的格式。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冯氏以为这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但显然也是一种“示范”。同样,老学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标点”,都要找胡适为他整理。因为他“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就是“印出来也不好看的”。[39]这就是许多老先生要对胡适让几分的一个原因了。这里所谓“不好看”,也就是“好看”的标准已变之后才能这么说。老先生要想不完全被时代忘掉,用这一两年流行的话说,就必须多少进行一些新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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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言之,余英时师注意到,即使非常不赞成胡适思想的熊十力,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当年开风气的功绩。熊氏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照这样看,胡适的作用还不止是开了风气,有些老一辈学者如严复的思想也因胡适而广为传播。而且沾光的还不止严复,毛以亨就曾对章太炎说:“你的学问,当以胡先生为惟一传人。你的话只有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并予以通俗化。”[40]的确,严、章二氏行文都是刻意古雅的,胡适因不怕别人笑他文字浅,影响反而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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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广泛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人以“文化”的概念取代了“学”的概念。近代中国人虽然已有文化竞争的观念,但却以前面说到的“学战”术语出之。到“中体西用”的局面被打破,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中学”和“西学”这样的旧名词就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新概念所取代。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初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就把文学革命、新思潮、思想革命等统称为新文化运动。如前所述,“西学”的观念含义已极广,各人心目中的“西学”并不见得就一致。而“中学”本是先有了“西学”而后产生出来的对应概念,正如后来人所说的“国学”和“汉学”,同样是含义广泛而各人所见可相去甚远的一个词(今日有治“国学”且刊出专著者,其所谓的“国学”恐怕以前的“国学家”便有些不敢认同)。但此时的中西“文化”所包容者,又比以前的西学中学更宽广,已略近于后来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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