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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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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这也是必须记住的。余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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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作用（狭义的“典范”）。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现象（anom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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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这样的时代分段）。王国维说，清代学术一共经历了“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又说：“道、咸以降之学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29]余英时师引用此语后说：“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典范说完全相符。顾炎武是清学典范的建立者，故其学‘大’，戴震、钱大昕是这一典范的完成者，故其学‘精’，道、咸以降则‘变异’愈来愈多，典范已不得不时加调整，故其学‘新’。”简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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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学术的大趋势，就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这其实也是清代学术内在的发展所逼出来的。清初顾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典范就无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学研究上去。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清代的考证就是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再发展到诸子之学。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汪中的话说：“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与以新估价。”因为汪中已见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余英时师引用这段话后指出，汪中能从墨子的观点去看孔子，证明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种“平等的眼光”。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不过，从汪中到梁启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来的，其基本上仍然是无意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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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考据范围的逸出儒家经典，越来越多的“意外发现”使得最初的“明经见道”这一假定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孔恩所谓“技术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范所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地出现了。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从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虽然背景很复杂，但也显然是对于考证学典范进行一次重大的修正。由于乾嘉以后支离破碎的训诂已不足以明义理，今文学家便提倡从《春秋》与《论语》直接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同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也只是到了咸同时期，理学才略有复苏。宋学的影响虽不能与今文经学比，但欲在“明义理”方面修正专讲考据的汉学，却是一致的。早期起来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学家，最能体现两方面的共同。而且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异军”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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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的复活正是典范危机的表征。但这些“异军”不但依然接受考证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证学的方法。所以余英时师说，道咸以降之学虽然“新”，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典范；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调整旧的典范。下及康有为，也依然徘徊在旧典范之下”。尽管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经学考证的典范，却仍是以经学考证的面貌出现的。乾嘉以来的考据虽一直辨伪疑古，但其并不以疑为出发点，是为“明经”而怀疑或自然而然地达到怀疑一步。而且其怀疑也是有限度的。“在基本‘典范’没有改变之前，康有为也只能怀疑‘伪经’，而不敢再进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经’。这和崔述对古史的怀疑到六经而止步先后如出一辙。”这就可以看到“典范”的限制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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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历史意义，余英时师已论之甚详。大体说来，其在当时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即是蔡元培在“序”中指出的：（1）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3）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4）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胡适自己特别重视，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的则是（2）（3）两点，他自己就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革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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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方面当然都受了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但同时也和上述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适应。正如余先生所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的确，“如果只有外来的影响，而全无内在的根据，那便只好叫做‘征服’，而谈不上‘革命’了”。前面说过，胡适在上海所受“新教育”与许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他不仅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的影响，同时也认真读理学和诸子这些“异军”的书。所以他最能领会晚清学术演变的动态。由于西方近代的多元思想和中国学术传统在胡适身上“里应外合”的双重便利，新典范的建立终于在他的手中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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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也说明了胡适具备的一些他人很难齐备的长处：“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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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在说明胡适中西学兼治、西学又恰长于哲学史等方面，是基本准确的。说他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是个小误解。但蔡“序”特别强调胡适和汉学之间的关系，则是个大误解。不过当时不止是蔡氏有此认知，自诩为“讲新学而力求汉学根底”的吴虞，在没与胡适见面之前就以为胡适是“讲新学而不昧汉学家风”。实际上，唐德刚先生已指出，胡适曾亲口对他说，他“绝对不承认”人家把他列入“古文家”一类。为什么胡适本不喜欢汉学，而人皆以为他是汉学家？这可能是因为前述胡适到北大后曾努力攻读太炎著作，且由于钱玄同和大量北大同人的缘故，不能不对太炎表示相当的敬意。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中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大的同事里，则说钱玄同、朱希祖都给了很多帮助。两人也都是太炎弟子。[31]而且，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为的考据，而当时一般人的认知，做考据便等于汉学家了。这恰是时人对胡适的新考据认识不足的表征。在胡适看来，他做考据用的是“科学方法”，非古文家所能梦见。而胡适对汉学家的看不上眼，也不排除其潜意识中有点宋学的影子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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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少年教育基本是以宋儒的观念为依归的。1910年，在准备出国考试时，胡适得其二哥的朋友杨景苏指点，开始接触汉代的治学方法，并购置《十三经注疏》带到美国细读。但在读了汉儒的《诗经》注疏后，他觉得仍是他幼年所读的宋儒朱熹的注“比较近情入理”。所以，余英时师注意到，胡适早年对汉学大家章太炎的学术，“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1914年9月，胡适游波士顿，读到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颇怪之。则此时尚以经师视章而怪其不似经师。其隐含的认知是经师应没有太多“谬妄臆说”。可知他虽不喜欢汉学，心下对汉学家也还重视，但这种观念似乎未能到达意识的层面。1916年初，他又写有《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说太炎此论“可谓无的放矢”。[32]其余几篇早年考据文章，也多有非议太炎处。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1917年4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做的。余先生以为，这是胡适“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就其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此文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可以看出，胡适对汉学是批判多于亲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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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虽然偏爱宋学，却并无真正宋学家那样强烈的门户观念。他在出入汉学与宋学，见其差异明显之后，用一句老话说，实际上也就走上了“调和汉宋”之路。胡适喜欢宋学，是因为其“偏重于哲学性诠释”。基于同样的缘故，胡适在今古文经学中也是站在今文家一边。他认为古文家“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他们在细枝末节上用功甚勤，而对整个传统学术的趋势缺乏了解”。1921年5月吴虞到北大，与胡适谈，胡对吴说：“今文家已推倒之古文家，而逖先［朱希祖字］犹信之，如何要得。”[33]胡适本视“古文”为已倒，自然不会亲近之。而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即讲究理解，与宋儒“偏重于哲学性诠释”是相近的。另一方面，胡适也认为，近三百年以考据为表征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其批判的精神，恰是源自北宋时期。因为宋学之所以能独立成一学，就在其对更早的汉学的怀疑和批判。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为考据的前提正是怀疑；清代的汉学家虽然对汉儒是信多于疑，但却是在对宋儒大疑的前提下信汉儒的。胡适既然在宋儒中看到的是疑的一面，其融合汉宋就比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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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年那几篇关于文字的考据文章，就是调和汉宋的产物。其所用的方法，他自己以为也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西方实证史学。所以，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做的考据，但胡适喜欢的却是宋儒中较近人情并能做哲学性诠释的朱熹，他不得不在二者间有所“调和”，然其贡献又远不止于“调和”汉宋。他不仅能在具体方面掌握借鉴价值已经“估定”的西方治学方法，同时对汉学、宋学和《马氏文通》都不止是中国传统治学所谓的“有所法而后能”，而几乎是一开始就“有所变而后大”了。这是胡适一生治学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孔恩在论述科学典范的转移时，曾说到专业训练不深的新入门者有时往往容易起到“开来”的作用，正因其训练不深而约束较少也。[34]这就很适合胡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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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小所受的“国学”训练，虽然比上海新学堂的同辈人要多，但终不系统，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这也是他不能认同“太注重功力”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他自己也说，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大胆臆测”。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没有经过“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更一生以“小心求证”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谨和缓”四字诀补之，但遇到关节处，仍有打不通之时。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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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既然搞考据，小学又是弱项，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特别是金岳霖所说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一句，最多为人引用。如果说金或有门户之见，胡的朋友和安徽同乡刘文典就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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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专家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其见解应该说都不无根据。但正如毛以亨所说：“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殊非专家们所可望其项背。”[36]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根据孔恩上述的观点，胆大与学问的不深，恰有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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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胆大和敢于怀疑，正是他另一点与人大不同之处。他的疑古意识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动性都非常之强。早在1908年，他写的诗中就有“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这样的句子，已颇有疑古之意。但此时只是“恨无仲马为称冤”，到1916年9月修改此诗时，即将最后一句改为“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从怀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37]胡适以后一生为学，都以翻案为主，如给王莽翻案、给神会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因为翻案的结果就是重写或改写历史，这正是胡适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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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年自称，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方式来“整理国故”，“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此时已放弃传教士的自定位了）。这接近于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胡适又说，他不分经学和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他还指出，他主编北大的《国学季刊》，用横排及新式标点，这又“是个小小的革命了”。[38]处处在革命，可知其主动要想“革命”的意识的确很强。胡适的怀疑、翻案、“截断众流”及以平等眼光对待经学和子学等之所以为“革命”，就在于他和以前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识地主动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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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余英时师指出，胡适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新典范、开辟新风气，正因为“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若只及一面，则不但旧学方面超过胡适的人不少，就是西学，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但这些人所知虽深，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其实际的影响，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这是见道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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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写《四十自述》时，即已认为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新名词”的框框。今日海内外学者对西学也有只取一瓢饮且所知颇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词”的框框，离了这些新名词便无以言学问。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对西学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须中学有相当的根基。若无此根基，则“取一瓢饮”也好，一头栽进去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也好，多半都只会达到一个“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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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然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当然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这个新典范约略有广狭二义。广义者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者即余英时师说的“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举其小者，胡适所开的风气，就包括写作的格式。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冯氏以为这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但显然也是一种“示范”。同样，老学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标点”，都要找胡适为他整理。因为他“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就是“印出来也不好看的”。[39]这就是许多老先生要对胡适让几分的一个原因了。这里所谓“不好看”，也就是“好看”的标准已变之后才能这么说。老先生要想不完全被时代忘掉，用这一两年流行的话说，就必须多少进行一些新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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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言之，余英时师注意到，即使非常不赞成胡适思想的熊十力，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当年开风气的功绩。熊氏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照这样看，胡适的作用还不止是开了风气，有些老一辈学者如严复的思想也因胡适而广为传播。而且沾光的还不止严复，毛以亨就曾对章太炎说：“你的学问，当以胡先生为惟一传人。你的话只有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并予以通俗化。”[40]的确，严、章二氏行文都是刻意古雅的，胡适因不怕别人笑他文字浅，影响反而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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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广泛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人以“文化”的概念取代了“学”的概念。近代中国人虽然已有文化竞争的观念，但却以前面说到的“学战”术语出之。到“中体西用”的局面被打破，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中学”和“西学”这样的旧名词就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新概念所取代。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初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就把文学革命、新思潮、思想革命等统称为新文化运动。如前所述，“西学”的观念含义已极广，各人心目中的“西学”并不见得就一致。而“中学”本是先有了“西学”而后产生出来的对应概念，正如后来人所说的“国学”和“汉学”，同样是含义广泛而各人所见可相去甚远的一个词（今日有治“国学”且刊出专著者，其所谓的“国学”恐怕以前的“国学家”便有些不敢认同）。但此时的中西“文化”所包容者，又比以前的西学中学更宽广，已略近于后来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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