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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口述自传》，第117—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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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口述自传》，第12页、第20页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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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胡适发现，在一部康德占40页的西方哲学史中，竟然未提赫氏之名，大呼“决不能使我心服”，好在洋人也不很在乎胡适是否心服。参见其《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71页；存疑主义见第3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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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21页；《口述自传》，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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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今日西人治汉学者中文程度渐深，可以预期冯氏的“贞元六书”将来在西方的影响还会增大。因为那里面恰多“举一反三”式的概念化内容，其出发点或视角又常与西人相接近，加点材料并再事发挥就可做成文章。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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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口述自传》，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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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口述自传》，第124—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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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口述自传》，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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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本段与下段，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191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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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口述自传》，第214页；《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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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胡适日记，1922年2月26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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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参见《口述自传》，第181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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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随着胡适影响的扩大，章太炎到北伐前后也越来越不容忍胡适及其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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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八章 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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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认为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关怀有一个从制造到政制再到文化的发展模式。胡适的只讲科学，不讲和少讲“技术”和实业，即着眼在文化层面；反过来，强调文化也为不讲这些内容（包括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到了文化讲不下去，不得不“展缓判断”时，就只有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讲全盘西化或本位化，其实都是文化已讲到头的表征；二是回过头来讲政治，再由政治退回去讲实业（梁启超在20年代即是如此）。这两者都不能很成功时，就进一步提示“坐而言”的阶段已到头，不得不让位于“起而行”者，而后者更多是边缘知识青年。胡适在将要谈政治时，中国的政治恰在发生剧变。知识人的边缘化与社会演变中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结合起来，中国政治的意味就将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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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并非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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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1]这话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也曾广为人所引用，当然是可信的。但这话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及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他的真意，恐怕还都值得分析。胡适在即将离美的那几个月，自称主要在“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在他告别朋友并总结其在美学习经历的一首诗中，曾说他从农科转到哲学是要从此“讲学复议政”。这话他以前转系时并不曾说，应更多代表事后总结之意，大约就是他此时所想的建设事业的一个注脚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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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并举他留学经历为证。的确，他在留学时的日记中每以“觇国者”自居，而其所觇之“国”，其范围又不仅是政治，包括文化、社会风俗、教育等许多方面。但当他以“觇国者”自居时，政治无疑是其最关心者。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更明言：“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这就是他常以“觇国者”自居之真意。而且此意到老不衰，晚岁客居纽约时，与胡适交往密切的唐德刚先生发现，胡适及其同辈朋友很少谈论学问，“他们所谈的几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鸡毛蒜皮的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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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讲学复议政”是一种胡适一贯向往的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境界的话，前面说过，在留学的后期，他确有往“讲学”一面偏移的倾向。这一方面因为他已渐打定主意要想从根本上即文化上造中国不亡的远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二哥的教导。本来二哥就教他“以文学发挥政治之真理”，且视为中国之“急务”，要胡适沿此方向努力。但因胡适在1915年初主张“中国须三次革命”，二哥痛斥之，并要他在思想上和革命党人“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此后胡适的态度有明显修正，即偏于“讲学”而较疏于“议政”，但对后者的兴趣并未稍减。比较接近其心态真相的是胡适晚年自述的，在成年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4]这是身历从士到知识人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亲切表述。除了出任驻美大使的四年，他确实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只“议政”的“舆论家”却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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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说，他初回国恰遇张勋复辟，到上海时，“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于是发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这话不完全可信。胡适初回国即先回家乡，路上最使他“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沿途的鸦片确已禁绝了”。[5]他在美国动身前，已担心去不了北京，后来的实际情形显然要比想象的好得多；且既然已到最感动的程度，可知初回国时还不是一无好感，对国内的观感应不那么黑暗。但胡适对教育界，特别是他将去的北京大学，观察一定是细心的。那时蔡元培正在那里大声疾呼读书不为做官，学术应与政治分流（未必用这个词），胡适不可能不注意到。胡适本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时代社会的位置，今既然发现国内知识界的趋势是不做官不谈政治，自然会调整自己想“讲学复议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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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胡适发下不谈政治不做官的誓愿可以是确有其事，惟本不全出于己意，而且恐怕主要意思还是在不做官上。他的名著《易卜生主义》其实是一篇专讲实验主义政治的文章。胡适说易卜生最恨政客，以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在他看来，“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6]或者是胡适要学易卜生，或者他根本就是以易卜生之口说自己的话，总之他也是不入政党，专抓思想革命。不过，胡适那时才二十多岁，二十年后也不过四十多，真要做官，其实也还留有较大的余地。如果上述分析尚能成立，则胡适出来谈政治是早晚的事。他后来爱说的五四运动造成的政治对文化的干扰，颇有倒着放电影的意味（详后）。倒是他说自己出来谈政治是“忍不住了”，才是最接近真相的话。他的确已忍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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