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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胡适的政治观是怎样一种政治观呢？胡适从小养成的士大夫意识相当深重，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给胡适的最大影响之一即是使他由士大夫意识转向重视下层民众的“民主精神”。1912年胡适曾参加进步党的集会，见到许多康大的教授在场而主持者却是该校的管楼工人。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实则当时未必就已十分“神往”，尤其并不“之至”。他在几年后观看纽约女子参政游行时，发现“此邦哲学界第一人”杜威也参与之，又大受震撼。胡适吃惊之余，不禁慨叹道：“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他到晚年时对此记忆犹新，可见震动极大。胡适回忆说，杜威“还直接参加此一群众运动”，对他的影响“至为深刻”。[7]其实“还直接”三个字，已暴露出他的士大夫意识至老也未全衰。有那样的意识，每次目睹此类事件，震动颇大是可以肯定的。而这样的震动多了，意识就不知不觉向“神往”这边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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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在纽约的那次震撼，说明他声称在转学前将杜威的著作通读，或有夸大。因为杜氏对当时欧美流行的“回向人民”运动极为倾心，也曾竭力鼓吹并直接参与之。胡适若通读了杜威著作，见其参加游行决不会吃惊。反之，“回向人民”这一运动的“回向”二字，又露出其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知识精英的运动。美国知识人的精英意识，因其历史处境又远比英国等地的要强（详后）。主张自上而下的计划政治，暗藏精英意识而又有“回向”大众的愿望，是胡适最能认同于杜威和美国现代自由主义之处。故胡适在1915年或尚未通读杜威，但后来循序渐进，到其回国谈政治时，已深获杜老师的真传。他后来自称，在美国留学时目睹、参与和研究政治，对他后来关心中国政治和政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应是不错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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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在美国获得的政治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周明之先生以为，胡适所吸取的西方价值观念加强了他那种超然的精英主义。“西方教育加大了他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尽管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仍是中国式的，他的大多数观念却［已］变成西方的。这样，胡适将逐渐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从外面来观察中国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据外国标准来判断中国事物。这是有所见的。但也应注意到，胡适曾声明，他谈政治仍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的应用。[9]他之所以用外国眼光和标准，特别是杜威思想，来观察判断中国事物，就因为他早认为这观念已从“外国”的特定社会环境抽离出来，不过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而已。同时，胡适既然以“外国传教士”自居，有时其实是不得不努力以“外国观念和标准”来观察评判中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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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说胡适谈政治脱离中国实际的指责不一而足。他的“好后学”唐德刚先生就说：“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底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10]这是典型的倒着看历史。有无贡献也要看当时。孟子说“不教亦教”，何况“身教”；而且，“身教与形象”不正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吗？胡适的政治理论在当时又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胡适的理论不但有贡献，而且他关于“有计划的政治”的主张，与当时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主张，有极为相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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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政治观念的另一个特点，与他的性格有关，即前面说过的，他素来就有激进的一面。胡适曾说，虽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但是，他随时注意要“作圣”的行为使得他这些性格为“外人”所“不易知道”。他有时做出“保守”的事也有特别的原因。如他在1919年12月坚决反对北京各校罢课，就可能有特殊的考虑：那时杜威正在北大讲学，如果一罢课则杜威便无着落，这是胡适极不愿见到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胡适是遇压力就反弹的人。那年8月《每周评论》被封后，胡适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许多同事学生都来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国客栈去住了几夜”。[11]那时与警察厅都敢作对的人，怎么会“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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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胡适“率性”的时候，就很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诗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此诗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老先生似不太赞成，而年轻人则大欢喜。那年7月，他与范静生长谈。“范先生对于我的《炸弹》诗的含义，颇不赞成。他说，这种主张似乎太简单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谦之见了胡适的《炸弹》诗就“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朱氏虽然长于诸子学和佛学，并出了家，其实也暗藏激进。胡适记述道：“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风之趋向可见。胡适本有激进的一面，再为时代风气所被，自然就不那么温和了。且朱氏能劝胡适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适有那么一点革命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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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那年6月17日的日记中，有因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后知未死）所做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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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脱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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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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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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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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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以革命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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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以力战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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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希望将来，永没有第二个人请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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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话胡适后来还重复过几次。同年8月，他在安庆演说，就认定“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但罢课不是干政的武器”。胡适的主张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干脆“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用秘密组织代风头主义”。10月在北大开学演说中，他也明确主张：“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就在那个月，胡适做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主张换个法子纪念双十节，办法就是：“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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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激烈的胡适，过去的注意是不够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曾和革命党人长期一起生活，自己就是一个“革命报人”，如果不是要“作圣”，要当“传教士”，恐怕还真有可能参加革命呢。由于他初回国时已遵从北大风尚不谈政治，所以这些观念情绪大多以诗的形式宣泄出来。但我们看看这些情绪，就知道他已有些憋不住了。胡适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他的母亲。我们知道胡适母子的感情非同一般，而胡适因要在北大打天下，回国后只与母亲短暂团聚，尚未能迎养以尽孝道。结果胡母因长期熬坏了身体，终于在1918年底病逝。这就使胡适要“率性”时少了一层牵挂。故胡适终于出而谈政治，既有一些长远的原因，很可能也因其母去世，能够较无牵挂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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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适的谈政治很可能也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他谈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学史》写不下去，颇觉不知做什么好之时。胡适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说，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诗，只成前几节，第一节云：“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现在回想他“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胡适和孔子一样不是匏瓜，不能“系而不食”。他的入世精神本足，挂在那里作摆设的角色是不干的。既然学术暂时搞不下去，不谈点政治又以什么服务于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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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已有点愧疚感之时，恰又遇到好几个洋人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人应尽的“社会的良心”之责任。1921年6月，胡适与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 Dealey）交谈。狄雷很不赞成当时中国的分权趋势，并告诉他：“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狄氏尤其“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狄雷的话在同一时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为其送行的大会上盛赞中国读书人趋新不守旧，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希望有活动的能力，实行的精神”。如无后者，前者也无用。杜威特别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为因果为例，指出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理论上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两个月后，胡适到上海，那里的名记者、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饭。胡适记载他们的会谈道：索克思“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他颇责备中国的智识阶级，其实不错”。[14]洋人都在责备中国读书人，而胡适也有了同感，这又是他谈政治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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