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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胡适与不少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过是一种游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边缘人。故有人看见他中国的一面，有人看见他西方的一面。不可否认，因为胡适有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他的西方一面表现得要充分得多。实际上，正如傅斯年所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据唐德刚先生回忆，晚年在美国与胡适来往的青年后辈，多半还是稍微有点旧学修养的。完全西化的第二三代华裔，与“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的胡适，反而无话可谈。[40]这是胡适那种中西之间边缘人的最佳体现。其本不够西，也无法真正接受什么全盘西化。而西方人内心并不承认这些专讲西方文明之人为平等（表面上的承认是不算数的），又是这类人最觉尴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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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20年代所辑的旧派挖苦新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世界主义者的胡适其实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也是羁旅异邦的唐德刚先生即颇能领会这中间的微妙。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先生曾建议胡适读过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当道”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可是对方“微笑一下”反问道：“胡适能教些什么呢？”那种对胡适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叹谓：“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41]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的确愿意把西方当作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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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美国人尚且不能在内心里平等看待胡适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在20年代中外谈判桌上的西方人有何种表现，就不难想见了。因此在那个时候，任何人谈政治谈到中外关系问题时，都不能避开或必须回到文化层面上去。胡适所看到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表面上的缓和，其实也由于列强中多数认为领土的掠夺已不太可能（日本仍例外），具体的权益既然已由条约所保证，于是双方的争斗在表面上集中在条约的修订及废除与否之上。进而言之，由于许多条约“利益”已是想象多于实际，仔细研究过20年代中外修约谈判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中外之争往往不是实际利益的得失之争，而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斗争，即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之争。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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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胡适在列强和反帝的中国人各自面前都做“魔鬼的辩护士”，实在也有多层次的苦衷。不过，胡适谈“问题与主义”和“国际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都还不全是谈政治，多少有理论和文化的成分。他真正谈而且差一点就干政治，还是在“好政府”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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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四 好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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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是政府要管事，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而其基础则在于社会上的“好人”都应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换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须是好人政府。其所针对的，第一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偏重于中文的字面意思，也包括但不一定是专指从西文译过来的那个“无政府主义”）；第二是实际上的由“不好的人”组成的不做事的北洋“恶政府”。其基本的取向是改良，但在理论的层面，也允许改良不成之后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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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应渊源较早。还在1919年或最迟不过1920年，那时政治态度还颇温和的恽代英就写信向胡适提出好人应当出头的意思。恽代英说：“我相信善人应该做事，这是救中国，亦是救世界的惟一方法。善人不能做事，或不肯做事，天下的事便都让不善人做了。”他认为“善人要做事，要先有能力，先养势力”。但当时“学生的势力不配说是善势力。他们的根性同缺点，正同一般武人政客不相上下。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有能力的人没有品格；（二）有品格的人不完全有能力”。所以要先“磨练有品格人的能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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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年8月1日，《晨报》刊出一篇以北大同人为主的《争自由的宣言》，胡适也列名其上。那篇宣言的精神与恽代英的观点也有相近之处。宣言指出：“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起一种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这实现之法，就是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可知那时南北读书人有一种隐约的共识，就是当时从上到下实际干政治的和希望干预政治的在政治上的程度都不够高，都有一个提高的需要；故长远之计是培养国人或最有意干预政治的学生，当下之计则是“好人”或“善人”恐怕要站出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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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1年夏，胡适的思想逐渐系统形成。他在6月18日的日记中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这是准备要谈了。那年8月初在安庆，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讲的就是“好政府主义”：（1）好政府主义是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2）好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并由第二点引申出“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可监督、修正、改造、更换之；若工具全部不良，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这是前述胡适一贯的激进观念，不过这一点主要是为学生说法。他的真意是，“好政府主义”实行的主要条件就是“好人”结合起来为此目标积极奋斗。[43]这比较温和的一面，就是后来胡适“好政府主义”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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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的北京政治，似乎正面临一个转变的临界点。不仅政治逼迫学者出头，许多方面也在主动试探机会的有无，而且各既存势力也在探索改组或重组。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型政治人物，是各方面争取的对象；以前不怎么介入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俨然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21年，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就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由林长民（宗孟）出面劝顾维钧发起，但许多人不够热情，事未成。而胡适、丁文江等英美留学生自己于1921年5月间（正式定的成立日是6月1日）却成立了一个小型而不公开的“努力会”，明确了“讲学复议政”的宗旨，即在发展各自职业的基础上“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进步”。丁氏本是追随梁启超的，这次却显然没有将此事告诉研究系；同时胡适这边却请了蔡元培和王云五等少数非英美留学生参加，可见胡适在其中的主导作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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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研究系又开始活动，这回他们先说动了罗文幹，并由罗去说蔡元培等北大人。罗先说服王宠惠，责备王“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发布之”。王同意后，罗再找蔡，蔡也同意。但蔡是老革命家，又是学兼新旧的北大校长，一旦出山，立刻就掌握了实际的主动权。当讨论合适的人选时，罗提与梁启超亲近的蒋百里，蔡勉强接受。罗再提胡适、蒋梦麟、顾孟馀等北大人，蔡均赞成。罗又提林宗孟，蔡即以其为研究系头领，不宜拉入。林氏同时自己也去找胡适，胡“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回来马上问蔡元培。蔡立刻发现此事“主动者全是宗孟”，于是决定以后取不合作态度，再来说就拟谢绝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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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一次是蔡元培等人不容研究系，因研究系以前与各军阀关系较深，时人颇以为属于已“落伍”的一边，更不用说梁的进步党与蔡的国民党曾是对头。胡适就认为：“此事终宜慎重。研究系近年做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结果有两条可能：或是我们被拖下水而于事无济，或是我们能使国事起一个变化。若做到第二条，非我们用全副精力去干不可。”但胡适觉得他们这些教授甚忙而林宗孟等极闲，则“谁占上风，已不言而喻了”。又可知蔡、胡等人还是先考虑派别利益。由于研究系不见容于人，这就成为胡适后来出头的引子了。林宗孟等又于4月26日直接去见蔡元培，蔡主张不组织团体，可发表意见，也可以有人出来主持裁兵。林等就拟请胡适起草宣言，胡适既然有上述的看法，没有接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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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研究系的这些活动显然使各方都开始活跃起来。此时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胡适的朋友如李大钊、丁文江等都与直系的吴佩孚一派有相当多的接触和联系，胡适自己也参与一些接触。他们在直奉之间是明确倾向于直系的。而努力会的活动也开始具体起来，首先是决定出版主要议政的《努力周刊》。胡适为此刊写的《努力歌》中说，“你和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出来努力，中国的事就没有希望了。而“你和我”的定义即“自命为好人者”。歌中又说：“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这个调子与胡适的《炸弹》诗没有多大区别，更有意思的是与他后来颇看不上眼的北伐时之标语口号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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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歌》虽然是喊口号，胡适却在考虑写一篇能代表同人意见的务实正论，拟名为《我们的主张》。他再三考虑后，决定以南北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这是胡适论政的“本文”了，所以甚为认真。由于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一直写到半夜才完稿。文章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写完后胡适意犹未尽，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上午，集会蔡宅的皆胡适的熟人和北大人。事情议定后，下午王宠惠和罗文幹始来，反成后加入者。但王、罗二人都是曾经为官者，其积极又过于多数北大人，后来直接进入“好人政府”而成为主干的，也是他们。不久原参加的顾孟馀退出，因顾本国民党，此时搅在这些人中间，或觉不便。而胡适的朋友高一涵和张慰慈也加入。胡适已俨然成此小团体的中心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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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张》中许多观点或已为别人说过，或有人与胡适讨论过，但把这些观念结合起来表述得系统化，就是胡适的长处了。文章要求各政治派别“平心降格”地把“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提出“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作为政治改革的原则。文章以为，现在中国政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人自命清高”，不加入政治运动，所以，好人必须起来“做奋斗的好人”并产生“决战的舆论”，然后就提出了以南北和会为核心的五条十六款具体主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指出：我们要求“有计划的政治”是“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49]强调计划和政府的干预作用，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这个观念为胡适所长期坚持，这里已显露出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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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张》发表后，反响热烈。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就选出可发表之文十四篇。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还是以坚持“清高”更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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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了这些文章之后，“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其中说道：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其实这也就是杜威离开中国时的告别演说中的意思，胡适的感触，也就是想起了老师的话。但这样的连环问题是否是干就能解决的？正如胡适提出的有计划（不论优劣）就一定比无计划一样，在逻辑上都还大可研究。不过，至少在破坏与建设一点上，胡适具体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并进”，他这边先事改良，若“恶势力”不许改良，则仍有革命的必要。这个一贯思想，胡适仍在坚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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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北京各势力酝酿干预政治，本是研究系最积极主动，结果却基本被排之于事外，他们当然“大不高兴”，说北大派“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殊不知此事胡适早已成主谋，研究系其实吃了胡的大亏。后来林宗孟出面邀吃饭，所邀者多半是“他们研究系的人”，余则为北大派的人。胡适记述道：“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谈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强，自取偾事。”这一次研究系特别注意胡适，不知是真醒悟胡适已暗成中心还是仍以为胡适为“处女”而好控制，若是后者，则必然更加吃亏。胡适的公开态度大约仍是“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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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宠惠出面邀吃饭，所邀者有蔡元培、罗文幹、梁启超、林宗孟、熊秉三、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胡适所记各人，全是前官僚，是知这大约是他第一次与这些人会谈。此次会面的“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以后罗文幹又邀吃饭，所邀者除蔡元培、胡适外，基本为顾维钧、汤尔和等半独立的技术型官僚，后来不少进了内阁。研究系的影响已明显减弱。那次饭后蔡元培对胡适说，“教育总长已定林宗孟”，林想拉胡适去做次长，“蔡先生劝他不必开口，蔡先生也不赞成组政党事”。以胡适那段时间的热衷来看，如果不是蔡拒绝在前，他自己的态度正未可知。从这时起，胡适与这些人的过从就是经常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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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党事，胡适的意见倒与蔡元培接近。对于胡适和其他一些转型中的现代知识人来说，迈出由不议政到议政这一步并不难，因为士对国是的关怀本为他们所传承，但从谈政治到干政治那一步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意识层面，他们有时又离传统更近些。针对那些要求“好人”组织团体的意见，胡适个人认为：“我们在此时和最近的将来，都应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但也不排除将来政治走上轨道之后，出来“造政党”直接干政治。这是胡适表现出的典型的中国士大夫观念。以西方的运动规则言，如果裁判可随时视情形的变化而决定自己是否下场改做运动员，实际上是无法执行其裁判职责的。只有中国士大夫才是一身而兼任裁判和运动员，而且不时变换身份，既出仕天子为臣，又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决天下之是非为士之己任。对民初刚从传统的士蜕变而出的现代知识人来说，“好人”一旦不再“清高”，不知不觉中就更接近于“士”而疏离于“知识人”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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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整个这次“好政府”的主张及后来“好人政府”的组成，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地位虽在边缘化，但士人那种“正义权威”的余荫尚在。那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就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这话颇能证明士人的余荫。[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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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余荫毕竟只是余荫，1922年8月王宠惠主阁的“好人政府”本因吴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不过三个月就因直系内部的矛盾而下台。对曾经非常努力地为王内阁提建议的胡适来说，打击最大的可能还不是王内阁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时已并不真能实行胡适等人提出的建议。所以胡适后来又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将议政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结果，除了增加新的对立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最后胡适不得不承认“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但谈具体的“问题”，“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至于“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其实他有段时间几乎一直在干），所以“只有另谋换一方向努力的办法”。[5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胡适明确说政治方面的“问题”已不可能谈，那就只好回头去谈“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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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民初的中国本有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气，胡适等人要出来谈政治，部分也是因为谈文化已经有些到头的意思。常乃德（燕生）说得很形象：“已往的趋势是上山的，从工艺到法政，从法政到思想文艺；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再经政治走回“科学工艺的康庄大道”。所以他希望胡适在下山的路上也能“领着大家走”。《晨报》的孙伏园当时就反对胡适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胡适那时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也就是说，胡适虽然认为文化与政治仍是两事，但已倾向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到谈政治谈不下去之时，胡适的观念又变回来了。他认定“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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