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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政治与思想文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想回到思想一边来。他曾试图把文化的定义扩大，以达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后来又有所退缩。但是胡适并没有把门关死，几年后他再次把政治包容进他的“文艺复兴”的范围之内（详后）。不过，这一次胡适的谈政治，是以扫兴而终的。作为一个刚从传统的士蜕变出来的现代知识人，胡适自己对此也不是没有疑虑，他的朋友的意见也颇分歧，要皆体现了一种社会转型时过渡人物的心态。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英美留学生朋友大多支持或加入胡适谈政治，反倒是那一班上海的“老新党”朋友如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都不赞成我办报”，并“很劝我不要办报”。这两类人那种知识人想当士而士想做知识人的不同态度，再次表明民初的新旧交错有多么复杂。[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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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新党”都很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都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书是中策；办报是下策”。陈叔通还说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不过，本来就想“讲学复议政”的胡适说了句老实话：“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自称对议政本不热心，但终因国内没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所以不能不出来办报议政。但胡适划了一条士与知识人之间参政与议政的界限：梁启超是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财政总长，已直接参政；胡适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即虽“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却还“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在士与知识人之间，他选择了议政的知识人这个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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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一出来就有人担忧的那样，胡适因谈“好政府主义”而日日与北洋高官周旋，在权力核心的边缘上游移，便很难再与一般人生出交涉了。钱玄同早就说胡适太与旧的方面周旋，但以一个十年前尚流落异乡焦虑吃饭问题的青年，突然就与前任、在任或候补的内阁总理、部长们同席酒饭，放言高论，那种吸引力也不是许多人能够轻易拒绝的。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民主观念已相当强，他的确想通过“好人”的议政参政改变中国的局面，从而进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目的。但胡适的冲动确实太多，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到当初最拥戴他的边缘知识青年。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矛盾，所以有紧张（tension），有焦虑，也有困惑。何去何从？“率性”还是“作圣”？对胡适来说，或者需要一段时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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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7月3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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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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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5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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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觉致胡适》（1915年4月22日），引自《年谱》，第41页；《口述自传》，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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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6页；《谈话录》，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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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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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日记，1915年10月30日；《口述自传》，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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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口述自传》，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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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1页；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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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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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章洛声致章希吕》（1919年9月23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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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适日记，1921年5月1日、7月9日、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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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适日记，1921年8月4日，10月1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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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30日，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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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91—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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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自石原皋《闲话胡适》，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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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书信选》中册，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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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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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言报》（社论）1919年6月27、28日，转引自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255—256页；关于安福系与孙中山的接近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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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胡适：《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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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适日记，1921年5月19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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