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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有哈佛留学生对胡适说，救中国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国人不知之。胡适以为，中国之病“不在无自由平等之说，乃在不知此诸字之真谛”。他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胡适不同意人生而自由平等，他认为：“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胡适进而指出：“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因为“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45]这里的表达虽然尚不十分系统化，已是清楚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而其不想拾人唾余走西方老路之意，则已直指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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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7年，胡适曾摘录他致朋友郑莱的信，里面说到要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因为欧战就是人类未能控制民族主义所致。因是摘录，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胡的确切意思，但大致是较机械地运用所谓实验主义，要在实验室里出思想，并在实验室里检验思想。[46]无论对思想进行何种控制，这样的实验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相通的地方显然还多于其与自由主义相通者。当然，这主要是体现了胡适要用“科学”方法来改造社会的杜威式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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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胡适一生，他不但在哲学方法上把握了杜威思想的基本精神，其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改造社会”，即是杜威思路的最亲切体会和运用，而且有时甚至不免用得拘泥。我们试比较前引杜威反空洞理论研究的一段话和大家熟知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时极相似的一段话，其渊源甚明。同样，胡适在他那篇引起争议的《我们走哪条路》中提出的贫穷疾病等中国“五大仇敌”与上述杜威要在美国革除者，又何其相似。但杜威所在的美国社会与胡适所在的中国社会不啻霄壤之别。胡适所说的五敌当然都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可是这背后尚有更大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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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贾祖麟批评胡适对中国人的社会愿望和实际生活条件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有违杜威的师教，也未必正确。[48]其实胡适不完全是对中国的国情没有认识，而正是跟杜威太紧，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才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对中国的愿望表达为中国人的愿望，而又据此提出类似杜威的解决方案。搞有计划的政治和自上而下的逐步改革，都是杜威解决美国问题的重要“方案”，胡适一学，自然发现与社会主义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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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说，那天他上课讲的就是王莽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以为“我们向来太冤枉王莽了，我近来仔细研究……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不久，胡适就写成并发表了《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文。他确认王莽“均众庶，抑兼并”的各项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王莽将许多“公共用具”“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表明他“的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因为那个时代“国家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时不会收效，但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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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意在“伸冤”的文章对王莽的研究并无什么贡献，但对认识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是好材料。王莽既然因实行“社会主义”而当得起大政治家，足见此时“集团主义”的思想在胡适心中已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语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的点睛之笔。胡适后来在1930年自己选编了一本面向少年读者的《胡适文选》，自认是代表那时他思想的全貌，其中就包括他1926年那篇著名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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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文章里，胡适正式宣布：“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胡适并论述这二者间的过渡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这正是典型的英美现代自由主义的推理。但胡适是在崇尚“最新最好”的中国，故他比英美自由主义者又迈进了一步，直接诉诸社会主义：“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其结果是财产私有为神圣人权的观念已动摇；被轻视的劳动阶级组织起来“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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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在写此文三个月后，胡适途经苏俄到英国参加庚款会议。那时他曾准备以这篇文章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并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详后）。此时胡适心目中的西洋近代文明，既延续了他此前对社会主义的青睐，也有他本人访问莫斯科而感受到的新俄之刺激，以及这一刺激引发的“兴奋”。考察他访问的几项记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胡适当时的心态和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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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四 体验新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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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26年夏途经苏联时，曾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51]与当时在那里的左派中国学生长谈，校长拉狄克也参与。这次谈话是反映当年胡适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史事，可惜在场的中大学生和苏联方面的记录现在尚未发现。[52]近年发掘出的胡适日记留下了他自己对此事的记录，[53]目前我还见到两份关于此事的他人叙述，将此同一“故事”的三种不同叙述对看，虽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却可以有稍更深入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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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他人叙述都是出自那段时间在苏联的中国人，然均非亲历，而是听中山大学学生讲述，且都是较晚的回忆，不能要求其特别准确，对其所述内容要有所斟酌。然而正如“知人”需要“论世”一样，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值得将其稍详细地摘录在下面。曾就读北大的毛以亨1926年追随冯玉祥到苏联，他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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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似乎胡适之的幽默战胜了拉狄克，倘不认为吃了胡适之的亏的话，大家不会气愤历久而不已。共产党与其同路人，后来就以骂胡适为原则，好像要谈革命就非先革胡适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对胡氏的态度并不如此。以后中国学者如非革命党人要去参观就不许了，张君劢先生过俄时即想去孙逸仙大学，终于未得其门而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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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记录出自汪菊农，他本人是留俄的学生，但胡适到中山大学时他因病在克里米亚疗养，所以他的记录也是听同学转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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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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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的日记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他于7月29日下午2时到莫斯科，到旅馆洗浴后即出门前往中山大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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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中有浪人名Dobbin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Karakham［加拉罕］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到中国大使馆，见着代办郑子俊先生、参赞夏君。晚上我出来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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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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