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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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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胡适自己的记录也有其选择性，且不够详尽，尤其是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但胡适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主要是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整体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而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57]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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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胡适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在其稍来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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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一语，也是他向有的主张。胡适在1922年10月所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就说，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故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中国人如果“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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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汪菊农的回忆明确了中山大学“同学们”和拉狄克对胡适不满之所自，即他表彰苏联不够，又公然为美国说好话。此虽为传言，也相当能说明问题。胡适实在有点不通人情，苏联也曾退还庚款，当年北大发工资即曾靠此款。今在苏联而不先表扬苏联所为，却强调美国的“首先”，当然容易使人不快。赞扬美国的确是中共对胡适最不满之处，曾与胡适“好人政府”主张相当接近的恽代英到1926年也说：就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会大学］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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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胡适与中共当年在政治主张上的一大歧异，就在反帝方面。但这一分歧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胡适这样有着“反封建”佳绩的知识精英所取的联合态度，胡适访苏期间中共（以及苏俄）便对他实施了“争取”的努力。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倾向大体吻合。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本盛，到五卅后更有增无减。张彭春曾说，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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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苏俄的态度与思想界上述倾向非常接近，他虽不曾“主张共产”，大体也属于张氏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从其日记可知，胡适甫抵莫斯科即径往中山大学访拉狄克，很能体现其心情的迫切。他在当面称赞苏俄时仍保持着一定的分寸（然如前所述，这在他个人而言赞美已不算低），只不过是秉其一贯的立场；观其在寄往国内的书信及稍后的文章中大赞新俄，甚至引起许多政治倾向接近的老朋友公开或私下的质疑，便最可见其心中的真实感受（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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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俄与中共方面，毛以亨注意到中共以前对胡并不取“骂”的态度是个敏锐的观察，时人传言中的学生“齐集车站欢迎”虽非事实，仍揭示出某种心态；那时正与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于右任当晚即往访胡适（后来胡适正在于之住处见到蔡和森等），颇能印证中共和苏俄确实对胡适的访问期望甚高。这里很可能有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为胡适写介绍信给拉狄克，更说明中共和苏俄的确非常想“争取”胡适；蔡和森与刘伯坚在“舌战”后仍希望胡适能“在俄国久住一些时日”，提示着他们并未放弃“争取”胡适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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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俄已尽量努力影响胡适，且其努力还相当成功。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被连续安排去参观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让他从不同侧面认识新俄。从那两天的日记看，他的观感和反应完全是正面的。第一监狱是关押重罪犯的，胡适看到“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狱中“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因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特增一桌。监狱有常驻狱医，专门医生如花柳专家、心理病专家和牙医也不时会来。他并试吃了犯人自做的面包，觉得比他所住旅馆的还好。[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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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方面给胡适的实际影响或更直接，使他产生了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念头，胡适8月3日的日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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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略如下图（图略）。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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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就说，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64]这次有心出来组党做政治活动，仍“以改革内政为主旨”，是其一贯思想的具体化。此时的思考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即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过，胡适显然认为，若用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的“有计划的政治”来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至少比强调阶级斗争和“一阶级专制”的苏联方式更合适于中国的国情。恰因不甚赞同正在仿效苏俄方式的国民党和中共路径，他才产生出自己“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并组织政党的想法，希望走出一条包容美国政治方式和苏俄社会政策的实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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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组党“干政治”的冲动后来未能付诸实践，但日记中那一段以“进化论”哲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扩充史非常值得注意，既然“无产阶级争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则胡适眼中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很多面相开放。他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将此缩略为“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但他明确针对“共产党的朋友”问道：“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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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般人眼中对立冲突的政治和社会取向，胡适却能看到其共性；许多人视为对立的苏俄和美国的发展方向，在胡适眼中就呈现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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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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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邻室恰有一位苏俄外交委员Theodore Rothstein，在胡适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亲美而不那么反帝且怀疑苏俄的专政）后，Rothstein指出：“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其实“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胡适以为，“此言却甚有理。我看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面孔”。[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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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胡适也不止听信苏俄的“一面之辞”，他与那时恰在莫斯科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C. E. Merriam两次交谈，第二次更“谈甚久”。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Merriam）以政治学说史家的眼光看苏俄，感想如何？以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的存在，于自由的关系如何？所谓Dictatorship的时期究竟何时可终了？既不许反对党的存在，则此训政时期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Merriam答复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的，总想愚民以自固其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胡适基本接受这一解释，以为“此论甚公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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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刻将这位教授的观念引用到寄回国发表的书信之中，指出专制必愚民，而苏俄则“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68]这一看法并非完全无因。在斯大林1927年完全掌握苏俄权力中心并推行依靠自己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之前，苏俄确曾努力想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其教育也颇受美国影响。只是到了1927年后因注重专门技术人才的训练，才开始逐步放弃以前的教育方式。[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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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到苏俄是1926年，苏俄教育尚未改变，他自己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在莫斯科期间特意阅读了苏联“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觉八年来的教育成绩可惊。其教育方针实根据于新的教育学说”。[70]两年后胡适的老师杜威访问苏俄，仍然“大夸许苏俄教育”。[71]或许就是在此基础上，一向反对专制的胡适能够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这让他的许多朋友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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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莫斯科的同时或稍后，胡适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甚至认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72]与几年前陈独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样”相比，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竟主张以当时几个最著名的集权国家为榜样！这是胡适性格中感情一面暗藏激进的又一次表露，其观念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也可见胡适那时在往他说的集团主义方向走得有多远。[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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