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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罗素说中国应走社会主义之路时，胡适曾做有《一个哲学家》的诗，说罗素自己不要国家，却要中国人爱国；自己不信政府，却要中国行国家社会主义；这都因为罗素认为中国人还不配走自由主义之路。胡适曾“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如今他自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转变了，罗素再教他为了国家好而牺牲个人信仰，他也就基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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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1922年著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提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就是要“使俄国美国化”。[81]胡适当年想必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本认为“真正的美国主义”并不主张平地推翻一切，而是坚信“进步是一步一步得来的”。[82]但在思想转变之后，再加上芝加哥大学那位教授的推理，则社会主义专政的将来总还会到民治；正是基于专制可经教育变民主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83]他又一次接受了他不太喜欢的罗素的观点。不过，罗素一向是将“美国主义”作为挖苦对象的，他说俄国走美国路本略带贬义。而在胡适这里，已是明显的褒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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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真正打动胡适的，大约还是一个法国人告诉他的：“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趋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或者让他回想起Merriam当初类似的观察，即苏俄“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而这正是胡适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他不禁感叹道：“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84]后来的历史表明苏俄有那样的改变实在只是个神话，但当时有胡适那样看法的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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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虽然是反对多而赞成少，但都承认这是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新挑战。胡适是乐观的实验主义者，故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去诠释这些新试验。而且，他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纳入了他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新宗教信条之中，在这一点上他比张君劢等进步党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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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栋先生曾提出，胡适在1927年初从欧洲到美国后，即扫除了他对苏俄的兴奋，再度认定美国的价值。[85]此说颇为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其实恐怕误解了胡适。胡适当然更加认同美国，不过他到1930年仍说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断言表明，胡适认同美国方式并不以放弃对苏俄的“兴奋”为代价。另一方面，胡适在苏联时就公开表述了其倾向美国的态度，且因此引起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学生的不满，他完全无需到欧美考察后再“重新”认识到美国方式的价值或“回归”到美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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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来说，既然他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显然更强调两国“取径”的“共同”而非其“不同”。胡适对西方有着自己的亲身认识，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笼统看待广义的“欧美”或“西方”政治。观其当时公开说英国不足学，可知他在英国的观察较多负面印象，这与他对苏联的颇多正面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别注意。而且，胡适那段时间一直把苏俄看作“西方”的一部分；从1919年开始，他长期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输入什么样的学理、怎样输入，以及某些学理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但从未质疑这些学理属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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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对苏联的好感和他对苏俄政治方式的保留都是持续的，他承认和接受苏联所进行的“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并不意味着他已认可苏俄的政治方式。同样，胡适对美国政治方式的赞赏也是有分寸的。尽管他长期以来有意无意间试图将美国方式运用于中国，但因“议政”而较仔细地考察过中国国情并实地体验了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后，胡适对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与蔡和森等人的“舌战”给了他思想上的刺激，使他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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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若用之于中国，胡适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而是强调一种更加社会主义化的美国式政治。他主张“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把人为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列为其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其设计的自由党“党纲”凡四条，其中“有计划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两条就非美国当时所实行（此可与徐新六所说苏俄的“政治上党治”和“经济上共产”两大“试验”对看）。而“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一点也明显是在因应国内反帝一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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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西方式的进化论者，在他看来，中国尚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阶段，或最多不过刚迈过这一阶段，后面经济上还有工业革命，思想上还有启蒙时代，离工业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尚远。他后来说，只有基础坚实的国家，才有精力去讨论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国家还不是一个国家，政府还不是一个政府”，甚至缺乏“保证这个民族本身的生存方式”，则“我们如何配讨论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呢”？中国不仅与欧美不能比，与苏俄不能比，甚至与土耳其也不能比。所以，“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决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按指公领域的干预作用］的政治哲学。”[86]不过，尽管中国离社会主义时代尚远，西方却已经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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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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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胡适在1926年9月曾准备以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合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他在日记中自述说：“此书的动机固然很早，这几年我常常想着这个文化问题。”从已发表的东西看，所谓“这几年”至少可从1922年讲王莽时算起，正是胡适自己划分的集团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讲自由主义的一章拟从穆勒而不是洛克和斯密讲起，颇类似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时“截断众流”的取径。这也表明胡适服膺的是英美一支的现代自由主义。穆勒正是英国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从完全个人主义到兼容集体主义的转型人物。由此方向走下去，到达社会主义是自然的发展。这本书他后来没有写成，但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这大概就是彼时胡适心目中西洋近代文明的全貌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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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年间，胡适多次向欧美听众谈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基本思想。其中也有些细致化的小修补，但大体没有变动，唯一显著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的推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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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为，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关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说法已使西方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即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以他给西人鼓劲说，西方文明正迅速成为世界文明。而中国能对今后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就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胡适反复对英美人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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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对社会主义的高度推崇，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人中，恐怕更是绝无仅有的。在那几年间，胡适对他所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曾试图改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民主宗教信条”，但意思大致不变。其倾向是徘徊于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过胡适对社会主义虽推崇备至，主要还是从西方文明正变为世界文明的角度出发，是要帮助西方人认识到他们认识不到的价值。一旦回到中国时，他的立场还是踏在自由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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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这许多话是在为英美人说法，他常常还是从中国的视角在看问题。一战后东西方精神物质文明之争在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确是热点，而西人对此本不甚注意，哪里谈得上蒙蔽西人耳目的功用呢！但是在中国，那场争论倒确实改变了一些人一味崇洋的心态。其实还不仅是梁启超“他们”在一次大战后看到西方也有不足，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时到欧洲，对西方政制也有失望的感觉。[8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等人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西洋文明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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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看到的竟是西人认识不到的社会主义，恰又揭示了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的一个主流倾向。胡适对社会主义的赞颂，虽然不少是英文，中文那篇也很够味道，并没有引起时人多少反应。但差不多同时胡适对新俄也颇多美言，却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当时抽象广义的社会主义已是士林之大势所趋，故胡适谈社会主义既未遇到知音，也未见什么人反对。但具体到苏俄，则不仅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苏俄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故不容不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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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胡适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时，重申了他对苏俄的赞赏，并进而表彰了苏俄领导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次他明确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赞颂，强调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的一部分。[90]到1934年底，胡适为《东方杂志》做了一篇《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的长文，在文中他再次重申了他在“对西洋文明态度”一文里提出的民治和社会主义阶段说，同时仍将苏俄归入往民治发展的一路。[91]胡适是反对中国独裁的，但又向往社会主义和苏俄，所以干脆把苏俄诠释为不是独裁的。这是胡适中西不同说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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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说，他到1941年就已看破社会主义而不再向往。这个时间略可商讨。那时他的确已讲到集权和民主的斗争，不过仍把苏俄划在民主一边。至少他对“新俄”的梦想还持续了几年。但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推许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大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一立脚点他基本未曾移动。同时，胡适也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他说苏美走的是一条路，是因为他认为苏俄是曲线在走美国路。且美国在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时期的许多“新政”举措恰好也能印证和支持胡适对西方文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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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自由主义立场坚定，胡适在40年代中期已渐渐认识到他多年“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不过是场梦。前面说过，胡适一开始接受现代自由主义就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把“对某一个人的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这一现代自由主义原则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就是一国不能干预他国之事）。最终使胡适放弃“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的，是《雅尔塔协定》和战后苏联对东北的清洗。崇尚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毕竟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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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胡适在1947年8月1日发表广播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最后修正了他关于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的“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的说法，提出“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和“三十年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的说法。但即使在这篇讲话中，胡适仍坚持要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93]大约同时，胡适仍撰文指出，百年来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英国工党靠非暴力的议会选举改革社会。[94]他对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仍然向往，其立场仍在霍布豪斯和杜威的现代自由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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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是“一种自觉的尝试”。其对新俄的向往及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大致都是这类尝试的一部分。但就像他的《尝试篇》所说：“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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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胡适那“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后来不得不放弃；于社会主义，则以合始而以离终。这些尝试，可以说都是偏向“失败”的。不过，“即使如此已无愧”，他毕竟已经实行了“实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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