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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顾二人写信的时间相差只有两天，见仁见智，相去何止天远。但彼时国民党已开始“清党”杀人，一般知识人对此极少有不反对的（许多人不公开反对，心下也极痛恶）。而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顾氏竟视而不见，以为“气象极好”，可知他那时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几年前曾与胡适同游杭州的旧识任白涛在约一个月后告诉胡适：“西湖目下的空气，着实没有从前清新了。”[18]所见虽不似高梦旦那样差，与顾氏所见，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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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曾向胡适建议说：“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警告老师：“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同时又婉转进言说，胡适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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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由于胡适对国民党的赞颂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发表，在国中当权的国民党人并不十分领情，他们所知道的，仍是胡适上一年发表的赞颂苏俄的文字。问题是，国民党各实力派此时正先后与苏俄断绝关系，胡适这个称赞的分量不但大大减轻，恐怕还有适得其反的可能。故国民党内虽有郭泰祺等少数人曾提出委胡适以重任，后均无下文。倒是胡的老朋友高梦旦也警告胡适说，在此无言论自由的时代，“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不如暂居日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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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仍决定回国。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与胡适同船从日本到上海，她记录下来的胡适谈话从一个侧面提示了胡适自己在那时的看法：胡适显然为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所困扰，而且他对时局的发展也还有些疑虑。不过，胡适也指出，他的朋友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虽然这些人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但南京看上去会赢得这场斗争（这大约既指宁汉之争，也指南北之争）。胡适本人则对三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老知识分子（按指蔡元培、吴稚晖和张静江）参加南京政府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具有得到公众信任的道义影响。胡适也相信，那时还在宁汉之间徘徊的宋子文很快会加入南京一边。有宋的理财能力、蒋介石的军事才干和三老的道义影响，就可能形成中国有权威的重心；而这一重心的确立即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否则中国至少还要乱十年。[21]这些观念与胡适散见于其他地方的论述是基本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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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国初抵上海，即在他住的沧洲饭店与吴稚晖“大谈”。恰值老友胡明复等来探望，知吴在内，坚不肯入。他们对胡适说是不想打断吴的谈话，但也很可能是避而不见那时正支持“清党”杀人的吴氏。那次的谈话，胡适在后来责备吴“以理杀人”时仍“至今不忘”。而所谈的内容包括吴氏自己真能不要钱，故“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大约总与解释吴何以会支持“清党”有关。后来胡适也曾出席蒋介石的婚礼（可能是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但仍是一种姿态），并见到吴稚晖，聆听了吴对蒋的吹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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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国约一个月后，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胡汉民即邀他去南京面谈，胡适以私事未及安顿婉辞。[23]在那年7月与蔡元培的一次谈话中，胡适正式向新朝进言，提出开“约法会议”的主张。他建议“根据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本计画，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24]这大约是胡适最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的带根本性的建议，虽然理想意味十足，但颇能体现胡适愿为新朝出力的心愿。不过，对“党国”实际政治更具“了解之同情”的蔡元培，很可能根本未将此提议转达实际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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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另一个前北大学生罗家伦（字志希）的谈话和书信中，胡适认为“国民党今日尚没有公认的中心思想”（实际有没有是另一回事，至少没有胡适所希望的那种中心思想）。但他仍对新当政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他希望罗家伦“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晖、孑民、介石、展堂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25]从“大改革的机会”“新国规模”等用语及将蒋介石、胡汉民与蔡、吴并列为“当能赞助”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的国语这些思路看，胡适此时对国民党所望甚殷，态度是正面的，且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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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梦旦所说的“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并非无稽之谈。北方固然在其管辖境内以捕杀教授学生的方式“讨赤”，但主要发生在北京，规模其实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现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过火”，被当时一些中外人士认为是“赤色恐怖”；而随后出现的“清党”运动，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此运动中丧生，被中外人士认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张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就公开说南京等地“清党”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于两湖的“赤色恐怖”。[26]周作人当时即指出，“清党”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杀人”，这是他“所觉得最可恐怖的”。[27]“恐怖”二字的频繁出现，的确揭示了那时许多人对“清党”的当下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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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除晚年提到他当年曾对“清党”的南京政府表“同情”外，几乎从未对“清党”发表过公开的正式评论，他当时的真正想法只能从其既存的日记和书信中钩索。不过，当时许多趋新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在对其他事件的态度上长期与胡适相近的一些人（如《现代评论》的作者、周作人等通常持“温和”态度者以及像吴稚晖这样的当事人）对“清党”的观感，或者对认识和了解胡适看法的形成与转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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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观感与胡适未必会相同，但他们的观念向为胡适所重视，他们的书信和公开发表的言论必然引起胡适的关注，因而也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反应”（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因此，下文在讨论胡适对“清党”的反应时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知识精英的观感，希望通过部分重建当时的语境来增进对胡适这一文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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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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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少趋新知识人来说，更使他们痛苦的毋宁是在新旧之争中的南方新派杀起人来不仅不比旧派的北洋军阀差，而且更有过之。周作人说，过去“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但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却是“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即“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显然提示着南京不仅与北京没有多大不同，在杀人上恐怕还胜过北京。《现代评论》一位署名“英子”的作者说：湘鄂因土豪劣绅之名杀人，北方以三民主义之名杀人，南京以共产党之名杀人，实际上都是“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结果是“湘鄂愈杀反共产人，苏粤也愈杀共产党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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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认为，那时“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正弥漫中国，这比“守旧复古”更加“反动”。北方的“讨赤”固然属于“棒喝主义”，南方的“清党”亦然，“因为它所问的不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对周氏这样的新文化人而言，“新派”在负面行为即“以思想杀人”方面超过旧派，隐喻着中国的没有希望（即“新的”中国实际也将是“旧”的，而且更“旧”），这是最令他们痛苦的。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当在总体上属于新派的国民党也大肆杀人之时，许多反传统的新派人竟不约而同想起了孔孟之道。周作人和《现代评论》那位署名“英子”的作者，都想起了孟子的名言：要使天下“定于一”，则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周作人说：“这句老生常谈，到现在还同样地有用。”英子则说：“这是一句好象极迂阔的话，可是我们希望革命首领们不要忘记了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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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对引用这句“孔家店”的话显然仍略带抱歉之意，但都指出其在当时的“有用”和不能忘。传统在这一特殊情形下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复兴”，其意义真有无数层次。进而言之，对许多知识精英来说，本来不太讲规矩的武人嗜杀或“暴民”不珍惜人命，他们虽不舒服，还多少可以“谅解”；但南京治下杀人的厉害，却更令他们难以接受，因为“南京政府的主持者不少思想清楚、眼光远大的人”。如果“与军阀说话是‘对牛弹琴’，同暴民说话是‘与虎谋皮’”的话，对“思想清楚、眼光远大的人”，就应该有所忠告了。故前引《现代评论》那篇文章对南京提出：“我们希望不再见胡乱的杀人、不经正式法律手续的杀人，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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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南京方面有着具正义象征的著名知识人蔡元培和吴稚晖，且两人都在“清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蔡元培或主要是起名义上的作用，吴稚晖则显然比较积极地实际参与其事。《现代评论》另一篇署名文章说，中国这几十年的扰乱，都是政党之争和武人之争。就宁汉的对立言，“武汉派固然不即是共产派，然而却是以共产派为中心的；南京派中虽不无武人专政之嫌，而却是专为三民主义而反共的”。文章特别指出：“南京派中之蒋，我们不敢保他不是新军阀；而蔡孑民、吴稚晖等，我们可相信不是纯为军阀作走狗的人。”[30]这里的口气虽已不那么肯定，但对蔡、吴仍存基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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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27年7月的一篇文章里挖苦说：“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因为孙传芳以赤化罪名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公愤，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赞成这种杀法罢？大约因为调解劳资的公事太忙，没有工夫来管这些闲事罢？——然而奇矣。”到发现吴氏不再“沉默”，反而发表赞成言论后，周氏再也忍不住，遂摘去绅士面具，以“十字街头”的方式骂道：“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趋而过之可矣！”周作人所说的是吴氏在8月的《大公报》上发表一封致汪精卫的信，说江浙“清党”被杀的人“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云云”。周氏在举出也有死得安详从容的例子后，进而谴责说：“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身后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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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在“清党”时连写三信给吴，要他提醒蒋介石：“这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悲剧”；希望能影响蒋的吴氏不要因缄默坐视而成为社会革命的阻力。“哪知稚老不独不劝阻蒋氏悬崖勒马，反而助纣为虐，帮着上演那出革命大悲剧”。最后，年轻气盛的曹不能不说吴“言行相违，成为社会革命的叛徒，太使我们失望了”！据曹回忆，以往他给吴写信，吴都“一定诚诚恳恳地回答”，独有这一次却只字不答。老来气平的曹氏为吴设想，“相信他心里也是十分矛盾的”。[32]这是有所见的。吴稚晖又何尝没有苦衷，观其后来给胡适的信（详后），也知道杀人不妥。他赞助“以思想杀人”，其实大约也就是出自胡适常说的“正义的火气”，与新文化人为救亡而不惜反传统的取向正复相类。故吴虽尚有良知，却能行为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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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能看到档案的人当然知道吴稚晖根本就是“清党”的始作俑者（不过开始时并未主张杀人），但在当时不了解国民党政治运作内情的一般读书人（特别是身在北方者）的认知中，吴对“清党”的态度有一个从缄默到支持的过程，而这些人对吴由信任、疑虑到失望，更因此而指斥的过程在时间上与前一过程略成正比。正如高君珊在1928年8月时所说：“吴先生我是素来所拜服的。但最近一年来的行径与前大不相同，如关于陈延年被杀后的所云，如蒋结婚时之捧场演说等等，都大大的损其人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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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名望的知识精英的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损毁了民初知识人所凭借的士的余荫。胡适当年出席善后会议已使趋新知识精英在激进青年中的名声受损，他在五卅事件后曾劝学生专心读书，不必管这些事。结果汉口《晨报》在192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说，“世所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先进”的胡适如此，说明中国的“学者不可信，学术不可凭”。[34]这或许只代表激进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达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人的疏离无疑是存在的。吴、蔡在“清党”中的表现加剧了知识精英退出社会领导位置的过程；边缘知识青年能逐步走上政治运动的领导地位，与知识精英某些自损形象的行为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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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就说，杀人固然是中国的遗传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却又视若无睹”。他同时指责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却没有起到知识人应起的“社会的良心”的作用。当胡适在上海演说讲到中国还在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时，周作人立即指出：江浙党狱，“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周氏委婉而明确地谴责说，胡适“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此吾辈不能不甚以为遗恨者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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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对吴稚晖的观感也有一个由信任、疑虑到失望的过程。他在归国途经日本时，遇到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M.O.Hudson）。赫氏以为国民党的“清党”是一个大反动，因为宋子文曾亲口告诉他：“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不久前还对宋子文的“长进”寄予厚望但其实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宋的胡适立即反驳说，“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的支持，这个新政府“是站得住的”。他在日本的其他谈话，也强调蔡、吴“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36]这些话虽是晚年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前述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下来的胡适观念与此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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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带有强烈希望色彩的遥远观测，所根据的基本是胡适在日本读到的报纸，到他回国之后，渐明真相，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就逐渐改变。胡适号称支持国民党的“清党”，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蔡、吴是对的”这样一种认知。从根本上言，胡适对北伐的呼应及其对国民党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通过联俄学西方有成效；但与“清党”直接关联的，就是国民党的绝俄，这一举动至少在下意识的层面会影响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当事实证明蔡、吴这样因“受到公众信任”而具“道义影响”的人也可能因做错事而失去公众的信任故减少其道义影响时，“清党”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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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了解到吴稚晖积极参与“清党”后，对他早就不满。1927年7月，吴稚晖在与杨虎论陈延年案的书信中捧杨说“将军真天人”。胡适读了此语，为之“大生气”，认为是吴“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达几个月之久。其实吹捧只是生气的一个表面原因，吴在此信中说陈延年“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而“尤属恶中之恶”，故“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37]以当时情形，吴不写此信，陈亦不能免死，但吴写信终有怂恿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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