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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父陈独秀与吴在民初新旧之争中，都属新派，虽各为其党服务，究竟也算有旧交，而吴竟必杀其子以为功，这恐怕才是胡适“大生气”的真正原因。对此胡适显然是不原谅的。他在8月31日为《现代评论》上一篇评美国的“萨各、樊才弟的案件”的文章（发表在9月）所写的“附记”里说：“我们生在这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这当然是在挖苦吴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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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胡适做了一次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里面颇赞扬了吴。他并写信给吴说，这篇文章其实早就想写，一则因当初吴“身当政争之冲”，这文章虽然是述学，却“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就因为对上述吴氏吹捧杨虎之事不能释然。胡适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希望吴不要见怪。以胡适的细心，当然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白其“责望”，吴不能不见怪，但他终觉此事不吐不快，所以还是要“重提此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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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的回信颇有深意，他说：“到了二十世纪，还得仗杀人放火，烧杀出一个人类世界来，那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所以我是狂易了，也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罢了，还敢在先生面前忏悔么？”[39]胡适只说他吹捧杨虎，但吴氏显然知道胡不能释然的是吴“怂恿杀朋友”，故干脆自己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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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详陈他“几个月来的疑虑”，说自己曾在“七月间细想先生所以不出来反对杀人政策的缘故”，并“以私意揣测先生所以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因为吴对“苏俄花大钱制造共产党，不觉大生其气”；自己真能不要钱的吴氏，“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在主动为吴开脱之后，胡适仍指出，即此一分以己之道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故吴虽仅“差以毫厘”，仍如他自己所说，已“失之千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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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的最后，胡适再申“此言并非责备先生，不过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所以还是要说出来。实则他之所以一再不吐不快，至少半是自解。盖吴赞助杀人之论言犹在耳，而他竟将其捧得甚高，尽管动机如他自述是“借刀杀人”，心里终有几分不安，表态之后，感觉或好受些。一年多后，胡适又读到吴稚晖吹捧冯玉祥一身“为国家世界社会所托赖”，终觉吴那段时间一再吹捧“武装同志”非出偶然。他说，“恭维人也应有个分寸”，吴的吹捧“未免叫我们读了替他难为情”。把吴看穿后，胡适反觉前年为吴捧杨虎而“大生气，其实似可不必也”。[41]这里的后悔恐怕是多重的，因为他不久前正将这使人难为情的吴氏提到近世中国反理学运动这一大思想倾向之最后代表的极高地位，如今吴的“不争气”，未免使胡适替自己也多少有些“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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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清党”的实际观感不佳也可从1927年夏天他与其他朋友的联络中看到。那时他给在大连的丁文江一长函，谈南方局势，情绪甚差。从上海回到北方的董显光也说胡适“十分的悲观”。丁氏写信给胡适劝解说，对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旧不悲观”，并劝胡适“大可不必‘忧国忧民’，徒然害自己身体”。丁氏认为：“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尤其不可堕落”。颇有传统士人之风的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不要堕落，总不要紧。”[42]而胡适虽然内心失望，表面仍与有许多朋友在内服务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时有所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他与新政权试图“党化”教育的倾向所做的抗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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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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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长蔡元培请胡适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胡适给蔡元培写信推辞，说明彼此意趣相左，无法追随。他说：“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除这种带根本性的冲突外，“清党”显然仍在影响胡适的态度。他对吴稚晖等所办劳动大学大加挖苦，因为吴氏曾“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问题是，“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接下来胡适说出了他攻击的实质：“一面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成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43]将胡适此时的观点与他对斯特朗所说的中国社会政治重心的建立就靠蔡、吴等无政府主义者与蒋、宋的军事、财政能力结合对看，“清党”对胡适观念造成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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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在蔡元培的再次敦请下，仍就此职。控制新政权教育大权正是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有上述思想的胡适，当然就不太受他们的欢迎了。蔡或尚能取其一贯的“兼容”态度，但吴氏及与胡适特别不能相得的李石曾，恐怕就不那么能容忍。1928年5月中，北伐军将进北京，中国的局势已基本定局。已回国一年的胡适对自己这一年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感觉“惭愧之至”！已露出欲有所动的心态。那时南京方面正动员他去参加新政权的全国教育会议，胡适也曾推托，但已在南京的不少朋友均来信劝驾。钱端升认为“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劝胡至少来南京演讲。本已欲有所动的胡适也知道“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决定去走一趟。到南京一看，他才发现“会场上大半是熟人”，而大学院中也还有“一班熟人”，可知所谓英美派多半早已为国民党所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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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见到吴稚晖，这是他们自蒋介石婚礼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关系显然已较疏远。虽然北伐军已进北京，吴氏对时局却“很悲观”，其所虑者一是张发奎的第四军要回广东去报仇，二是“愁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样想”，说明他此时还比较乐观。到5月19日国民政府的晚宴上，胡适讲了话，要求政府“给我们钱、给我们和平、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但各报纸刊发的消息中，则都将“一点点”三字删除，胡适认为已“失了我的原意了”。这说明胡适此来颇有点修好的愿望，但基础是要有“一点点自由”。当天他也曾与蔡元培“细谈”，蔡有意委胡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实际负责校事。胡拒绝，主要的考虑是任校长的戴季陶“思想近来颇有反动的倾向，恐怕不能长久合作”。[45]此时国民党如果以校长许，即无所谓正副校长“合作”的问题，则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但蔡大约也不具备要戴让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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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游紫霞洞时，胡适也凑趣求签，结果得一“下平”签，为“安贫守正之象”。签诗云：“恶食粗衣且认真，逢桥下马莫辞频，流行坎坷寻常事，何必区区谄鬼神。”一向不“迷信”的胡适显然读出了其中消息，自己说别人的签都无特别处，“独有我的一签的签诗奇怪之至”。看来胡适暂不可能在新政权之下有所为，则又“何必区区谄鬼神”，故他决定“还是早走为是”。本来胡适当晚就拟回家，“竟走不成”，第二天还是走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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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回到上海，胡适遇到老熟人王伯秋，说起过去也曾反对“党化教育”的陶知行（行知）现在“早已迎头赶上去了”！胡适以为，“这句话说着无数熟人，使我生不少感慨。有许多人确是‘迎头赶上去’，难免招人轻视”。他觉得陶知行“似乎也感觉得一点”，所以在会上并不张扬。有的人则不但迎头赶上去，“还要在额角上大登广告，故更为人轻视”。[47]可知国民党新政权当时还是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拥戴，惟胡适则宁愿仍保持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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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民党似乎尚未从“马上打天下”的心态中疏离出来，仍保持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不容忍精神。果然不出顾颉刚所料，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三十多年后，胡适又复述当时的情景说，“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并学吴氏用无锡话说：“你吗，就是反革命！”可见印象之深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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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前科，就是1925—1926年间北京学界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的那场持续斗争，即吴稚晖所说的蜀洛党争。胡适虽自称无党派，也因南下而未参与后半段的斗争，却一向被人视为东吉祥派（他的倾向性确实也颇明显），这正是吴氏口出恶言的出发点。关键在于，吴稚晖说出了胡适等“英美派”在国民党新政权里的实际地位：“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不计较他们罢了。”东吉祥派本有反国民党的前科，如今投靠国民党而能为其所容，当然应自己知足知趣。这话无疑是指向胡适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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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会场上虽然“十分忍耐”而“不与计较”，实则至为不快，回来即写一信致吴，自称“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要吴氏“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条例》的第几条。此信语气不太平和，终未寄发。但胡对吴的观感已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胡适得知此事即请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经农调查，并怀疑是吴稚晖在“背后玩把戏”。[49]可见那时吴稚晖在胡适心里信誉已差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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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适在6月15日会后当即给蔡元培连信辞职，宣布“此意十分坚决，绝无可挽回”。蔡也连函挽留，说对胡的辞职“并未默许，仍请继续担任”。胡适的第三封辞职信说，不管蔡批准与否，日后他“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他在此信中指责“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的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胡适自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由于胡适辞意甚坚，为此先后共致蔡五信，此事终以准辞了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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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一向主张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所以虽然辞去了大学院的职务，且对许多知识人“迎头赶上去”的行为甚觉不齿，也还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文字。但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不久终使他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民党要“党化”一切的政策使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他很快就因此而打破了沉默，出面做新政权的“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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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性好发表意见”的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对当下进行中的“党化政治”不出恶声也不太可能。前面说过，当胡适在上海演说人力车不文明时，在北京的朋友周作人立即撰文质问胡适为什么看不到同样发生在上海的斩首也不很文明？胡适当然明白斩首更不“文明”，这个问题的答复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方向。他既然以辞职的方式与国民党“绝交”，其“恶声”也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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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担任“呼”这一角色的也不乏人。当时攻击国民党甚力的国家主义派就力促胡适站出来说话。《醒狮周报》第195期的一篇文章对胡适使用激将法，该刊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对蒋介石不敬而受辱一事，“联想”到刘的朋友和同乡胡适，并“听说胡先生近来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办一种什么刊物来批评党国”。《醒狮》表面上还在劝胡适不必说话，因为“说得太软，有失胡先生的身份，只足以丧失自己的信用；说得太硬，又适足以取辱”。在国民党的党治之下，已成“不聋不哑，不做名流学者”的局面；该刊并暗讽专讲西方文明的胡适实行的仍是“东方文化的所谓‘明哲保身’”。这样处处紧逼，实是非要胡适出头不可。在上海的李璜也当面指责胡适“太胆小”。胡适不承认，自称“只是害羞，只是懒散”。但后来胡适不再“害羞”而开口“批评党国”时，旁观者即有人认为颇类《醒狮》的言论，可见国家主义派对胡适确有影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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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在1928年春已在搜集有关资料。3月间马伯援对他描绘的南京情景是“上焉者日日开会，下焉者分赃吃饭”，几天后更获悉国民党新政权中宋子文、孔祥熙等结伙卖缺，所得印象都不佳。4月初胡适到九江，试图在街上寻找“革命影响”，结果“除了几处青天白日旗之外”，只在“路上见两个剪了发的女子，这是两年前没有的”。新政的形象显然不能副其所望。同月高梦旦辞商务印书馆职，说该馆“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胡适认为“此语真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历来善于人自为战，却“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52]可知他此时已认为国民党不能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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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一年前他正是以国民党学会了俄式组织方法、既能服从又有纪律而称赞国民革命。不过一年的时间，是国民党有本质的大变呢，还是胡适自己的观念变了？比较接近实际的大概是双方都已有些“非复当年”了。这在胡适，恐怕是个带质变性质的转折：国民党既然从学西方的典范变为与复社相类的传统中国式组织，则其已不可能为胡适所推崇。北伐尚未统一，胡适对国民党的观感已急转直下，到北伐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更多是一个知识精英与当国之政党或中央政府的关系；胡适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为只有那样“国际”的观感才比较好），其立场不能不朝着“进谏”的方向发展，在“诤臣”与“诤友”间徘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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