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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27年7月的一篇文章里挖苦说：“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因为孙传芳以赤化罪名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公愤，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赞成这种杀法罢？大约因为调解劳资的公事太忙，没有工夫来管这些闲事罢？——然而奇矣。”到发现吴氏不再“沉默”，反而发表赞成言论后，周氏再也忍不住，遂摘去绅士面具，以“十字街头”的方式骂道：“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趋而过之可矣！”周作人所说的是吴氏在8月的《大公报》上发表一封致汪精卫的信，说江浙“清党”被杀的人“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云云”。周氏在举出也有死得安详从容的例子后，进而谴责说：“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身后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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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在“清党”时连写三信给吴，要他提醒蒋介石：“这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悲剧”；希望能影响蒋的吴氏不要因缄默坐视而成为社会革命的阻力。“哪知稚老不独不劝阻蒋氏悬崖勒马，反而助纣为虐，帮着上演那出革命大悲剧”。最后，年轻气盛的曹不能不说吴“言行相违，成为社会革命的叛徒，太使我们失望了”！据曹回忆，以往他给吴写信，吴都“一定诚诚恳恳地回答”，独有这一次却只字不答。老来气平的曹氏为吴设想，“相信他心里也是十分矛盾的”。[32]这是有所见的。吴稚晖又何尝没有苦衷，观其后来给胡适的信（详后），也知道杀人不妥。他赞助“以思想杀人”，其实大约也就是出自胡适常说的“正义的火气”，与新文化人为救亡而不惜反传统的取向正复相类。故吴虽尚有良知，却能行为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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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能看到档案的人当然知道吴稚晖根本就是“清党”的始作俑者（不过开始时并未主张杀人），但在当时不了解国民党政治运作内情的一般读书人（特别是身在北方者）的认知中，吴对“清党”的态度有一个从缄默到支持的过程，而这些人对吴由信任、疑虑到失望，更因此而指斥的过程在时间上与前一过程略成正比。正如高君珊在1928年8月时所说：“吴先生我是素来所拜服的。但最近一年来的行径与前大不相同，如关于陈延年被杀后的所云，如蒋结婚时之捧场演说等等，都大大的损其人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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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名望的知识精英的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损毁了民初知识人所凭借的士的余荫。胡适当年出席善后会议已使趋新知识精英在激进青年中的名声受损，他在五卅事件后曾劝学生专心读书，不必管这些事。结果汉口《晨报》在192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说，“世所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先进”的胡适如此，说明中国的“学者不可信，学术不可凭”。[34]这或许只代表激进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达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人的疏离无疑是存在的。吴、蔡在“清党”中的表现加剧了知识精英退出社会领导位置的过程；边缘知识青年能逐步走上政治运动的领导地位，与知识精英某些自损形象的行为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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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就说，杀人固然是中国的遗传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却又视若无睹”。他同时指责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却没有起到知识人应起的“社会的良心”的作用。当胡适在上海演说讲到中国还在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时，周作人立即指出：江浙党狱，“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周氏委婉而明确地谴责说，胡适“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此吾辈不能不甚以为遗恨者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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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对吴稚晖的观感也有一个由信任、疑虑到失望的过程。他在归国途经日本时，遇到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M.O.Hudson）。赫氏以为国民党的“清党”是一个大反动，因为宋子文曾亲口告诉他：“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不久前还对宋子文的“长进”寄予厚望但其实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宋的胡适立即反驳说，“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的支持，这个新政府“是站得住的”。他在日本的其他谈话，也强调蔡、吴“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36]这些话虽是晚年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前述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下来的胡适观念与此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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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带有强烈希望色彩的遥远观测，所根据的基本是胡适在日本读到的报纸，到他回国之后，渐明真相，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就逐渐改变。胡适号称支持国民党的“清党”，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蔡、吴是对的”这样一种认知。从根本上言，胡适对北伐的呼应及其对国民党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通过联俄学西方有成效；但与“清党”直接关联的，就是国民党的绝俄，这一举动至少在下意识的层面会影响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当事实证明蔡、吴这样因“受到公众信任”而具“道义影响”的人也可能因做错事而失去公众的信任故减少其道义影响时，“清党”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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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了解到吴稚晖积极参与“清党”后，对他早就不满。1927年7月，吴稚晖在与杨虎论陈延年案的书信中捧杨说“将军真天人”。胡适读了此语，为之“大生气”，认为是吴“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达几个月之久。其实吹捧只是生气的一个表面原因，吴在此信中说陈延年“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而“尤属恶中之恶”，故“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37]以当时情形，吴不写此信，陈亦不能免死，但吴写信终有怂恿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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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父陈独秀与吴在民初新旧之争中，都属新派，虽各为其党服务，究竟也算有旧交，而吴竟必杀其子以为功，这恐怕才是胡适“大生气”的真正原因。对此胡适显然是不原谅的。他在8月31日为《现代评论》上一篇评美国的“萨各、樊才弟的案件”的文章（发表在9月）所写的“附记”里说：“我们生在这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这当然是在挖苦吴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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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胡适做了一次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里面颇赞扬了吴。他并写信给吴说，这篇文章其实早就想写，一则因当初吴“身当政争之冲”，这文章虽然是述学，却“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就因为对上述吴氏吹捧杨虎之事不能释然。胡适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希望吴不要见怪。以胡适的细心，当然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白其“责望”，吴不能不见怪，但他终觉此事不吐不快，所以还是要“重提此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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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的回信颇有深意，他说：“到了二十世纪，还得仗杀人放火，烧杀出一个人类世界来，那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所以我是狂易了，也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罢了，还敢在先生面前忏悔么？”[39]胡适只说他吹捧杨虎，但吴氏显然知道胡不能释然的是吴“怂恿杀朋友”，故干脆自己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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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详陈他“几个月来的疑虑”，说自己曾在“七月间细想先生所以不出来反对杀人政策的缘故”，并“以私意揣测先生所以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因为吴对“苏俄花大钱制造共产党，不觉大生其气”；自己真能不要钱的吴氏，“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在主动为吴开脱之后，胡适仍指出，即此一分以己之道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故吴虽仅“差以毫厘”，仍如他自己所说，已“失之千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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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的最后，胡适再申“此言并非责备先生，不过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所以还是要说出来。实则他之所以一再不吐不快，至少半是自解。盖吴赞助杀人之论言犹在耳，而他竟将其捧得甚高，尽管动机如他自述是“借刀杀人”，心里终有几分不安，表态之后，感觉或好受些。一年多后，胡适又读到吴稚晖吹捧冯玉祥一身“为国家世界社会所托赖”，终觉吴那段时间一再吹捧“武装同志”非出偶然。他说，“恭维人也应有个分寸”，吴的吹捧“未免叫我们读了替他难为情”。把吴看穿后，胡适反觉前年为吴捧杨虎而“大生气，其实似可不必也”。[41]这里的后悔恐怕是多重的，因为他不久前正将这使人难为情的吴氏提到近世中国反理学运动这一大思想倾向之最后代表的极高地位，如今吴的“不争气”，未免使胡适替自己也多少有些“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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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清党”的实际观感不佳也可从1927年夏天他与其他朋友的联络中看到。那时他给在大连的丁文江一长函，谈南方局势，情绪甚差。从上海回到北方的董显光也说胡适“十分的悲观”。丁氏写信给胡适劝解说，对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旧不悲观”，并劝胡适“大可不必‘忧国忧民’，徒然害自己身体”。丁氏认为：“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尤其不可堕落”。颇有传统士人之风的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不要堕落，总不要紧。”[42]而胡适虽然内心失望，表面仍与有许多朋友在内服务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时有所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他与新政权试图“党化”教育的倾向所做的抗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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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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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长蔡元培请胡适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胡适给蔡元培写信推辞，说明彼此意趣相左，无法追随。他说：“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除这种带根本性的冲突外，“清党”显然仍在影响胡适的态度。他对吴稚晖等所办劳动大学大加挖苦，因为吴氏曾“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问题是，“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接下来胡适说出了他攻击的实质：“一面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成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43]将胡适此时的观点与他对斯特朗所说的中国社会政治重心的建立就靠蔡、吴等无政府主义者与蒋、宋的军事、财政能力结合对看，“清党”对胡适观念造成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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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在蔡元培的再次敦请下，仍就此职。控制新政权教育大权正是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有上述思想的胡适，当然就不太受他们的欢迎了。蔡或尚能取其一贯的“兼容”态度，但吴氏及与胡适特别不能相得的李石曾，恐怕就不那么能容忍。1928年5月中，北伐军将进北京，中国的局势已基本定局。已回国一年的胡适对自己这一年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感觉“惭愧之至”！已露出欲有所动的心态。那时南京方面正动员他去参加新政权的全国教育会议，胡适也曾推托，但已在南京的不少朋友均来信劝驾。钱端升认为“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劝胡至少来南京演讲。本已欲有所动的胡适也知道“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决定去走一趟。到南京一看，他才发现“会场上大半是熟人”，而大学院中也还有“一班熟人”，可知所谓英美派多半早已为国民党所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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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见到吴稚晖，这是他们自蒋介石婚礼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关系显然已较疏远。虽然北伐军已进北京，吴氏对时局却“很悲观”，其所虑者一是张发奎的第四军要回广东去报仇，二是“愁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样想”，说明他此时还比较乐观。到5月19日国民政府的晚宴上，胡适讲了话，要求政府“给我们钱、给我们和平、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但各报纸刊发的消息中，则都将“一点点”三字删除，胡适认为已“失了我的原意了”。这说明胡适此来颇有点修好的愿望，但基础是要有“一点点自由”。当天他也曾与蔡元培“细谈”，蔡有意委胡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实际负责校事。胡拒绝，主要的考虑是任校长的戴季陶“思想近来颇有反动的倾向，恐怕不能长久合作”。[45]此时国民党如果以校长许，即无所谓正副校长“合作”的问题，则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但蔡大约也不具备要戴让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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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游紫霞洞时，胡适也凑趣求签，结果得一“下平”签，为“安贫守正之象”。签诗云：“恶食粗衣且认真，逢桥下马莫辞频，流行坎坷寻常事，何必区区谄鬼神。”一向不“迷信”的胡适显然读出了其中消息，自己说别人的签都无特别处，“独有我的一签的签诗奇怪之至”。看来胡适暂不可能在新政权之下有所为，则又“何必区区谄鬼神”，故他决定“还是早走为是”。本来胡适当晚就拟回家，“竟走不成”，第二天还是走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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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回到上海，胡适遇到老熟人王伯秋，说起过去也曾反对“党化教育”的陶知行（行知）现在“早已迎头赶上去了”！胡适以为，“这句话说着无数熟人，使我生不少感慨。有许多人确是‘迎头赶上去’，难免招人轻视”。他觉得陶知行“似乎也感觉得一点”，所以在会上并不张扬。有的人则不但迎头赶上去，“还要在额角上大登广告，故更为人轻视”。[47]可知国民党新政权当时还是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拥戴，惟胡适则宁愿仍保持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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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民党似乎尚未从“马上打天下”的心态中疏离出来，仍保持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不容忍精神。果然不出顾颉刚所料，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三十多年后，胡适又复述当时的情景说，“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并学吴氏用无锡话说：“你吗，就是反革命！”可见印象之深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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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前科，就是1925—1926年间北京学界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的那场持续斗争，即吴稚晖所说的蜀洛党争。胡适虽自称无党派，也因南下而未参与后半段的斗争，却一向被人视为东吉祥派（他的倾向性确实也颇明显），这正是吴氏口出恶言的出发点。关键在于，吴稚晖说出了胡适等“英美派”在国民党新政权里的实际地位：“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不计较他们罢了。”东吉祥派本有反国民党的前科，如今投靠国民党而能为其所容，当然应自己知足知趣。这话无疑是指向胡适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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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会场上虽然“十分忍耐”而“不与计较”，实则至为不快，回来即写一信致吴，自称“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要吴氏“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条例》的第几条。此信语气不太平和，终未寄发。但胡对吴的观感已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胡适得知此事即请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经农调查，并怀疑是吴稚晖在“背后玩把戏”。[49]可见那时吴稚晖在胡适心里信誉已差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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