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69152
1706069153
胡适对“清党”的实际观感不佳也可从1927年夏天他与其他朋友的联络中看到。那时他给在大连的丁文江一长函，谈南方局势，情绪甚差。从上海回到北方的董显光也说胡适“十分的悲观”。丁氏写信给胡适劝解说，对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旧不悲观”，并劝胡适“大可不必‘忧国忧民’，徒然害自己身体”。丁氏认为：“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尤其不可堕落”。颇有传统士人之风的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不要堕落，总不要紧。”[42]而胡适虽然内心失望，表面仍与有许多朋友在内服务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时有所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他与新政权试图“党化”教育的倾向所做的抗争方面。
1706069154
1706069155
1706069156
1706069157
1706069159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1706069160
1706069161
1927年10月，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长蔡元培请胡适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胡适给蔡元培写信推辞，说明彼此意趣相左，无法追随。他说：“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除这种带根本性的冲突外，“清党”显然仍在影响胡适的态度。他对吴稚晖等所办劳动大学大加挖苦，因为吴氏曾“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问题是，“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接下来胡适说出了他攻击的实质：“一面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成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43]将胡适此时的观点与他对斯特朗所说的中国社会政治重心的建立就靠蔡、吴等无政府主义者与蒋、宋的军事、财政能力结合对看，“清党”对胡适观念造成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1706069162
1706069163
但胡适在蔡元培的再次敦请下，仍就此职。控制新政权教育大权正是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有上述思想的胡适，当然就不太受他们的欢迎了。蔡或尚能取其一贯的“兼容”态度，但吴氏及与胡适特别不能相得的李石曾，恐怕就不那么能容忍。1928年5月中，北伐军将进北京，中国的局势已基本定局。已回国一年的胡适对自己这一年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感觉“惭愧之至”！已露出欲有所动的心态。那时南京方面正动员他去参加新政权的全国教育会议，胡适也曾推托，但已在南京的不少朋友均来信劝驾。钱端升认为“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劝胡至少来南京演讲。本已欲有所动的胡适也知道“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决定去走一趟。到南京一看，他才发现“会场上大半是熟人”，而大学院中也还有“一班熟人”，可知所谓英美派多半早已为国民党所用。[44]
1706069164
1706069165
胡适也见到吴稚晖，这是他们自蒋介石婚礼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关系显然已较疏远。虽然北伐军已进北京，吴氏对时局却“很悲观”，其所虑者一是张发奎的第四军要回广东去报仇，二是“愁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样想”，说明他此时还比较乐观。到5月19日国民政府的晚宴上，胡适讲了话，要求政府“给我们钱、给我们和平、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但各报纸刊发的消息中，则都将“一点点”三字删除，胡适认为已“失了我的原意了”。这说明胡适此来颇有点修好的愿望，但基础是要有“一点点自由”。当天他也曾与蔡元培“细谈”，蔡有意委胡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实际负责校事。胡拒绝，主要的考虑是任校长的戴季陶“思想近来颇有反动的倾向，恐怕不能长久合作”。[45]此时国民党如果以校长许，即无所谓正副校长“合作”的问题，则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但蔡大约也不具备要戴让贤的能力。
1706069166
1706069167
5月20日，在游紫霞洞时，胡适也凑趣求签，结果得一“下平”签，为“安贫守正之象”。签诗云：“恶食粗衣且认真，逢桥下马莫辞频，流行坎坷寻常事，何必区区谄鬼神。”一向不“迷信”的胡适显然读出了其中消息，自己说别人的签都无特别处，“独有我的一签的签诗奇怪之至”。看来胡适暂不可能在新政权之下有所为，则又“何必区区谄鬼神”，故他决定“还是早走为是”。本来胡适当晚就拟回家，“竟走不成”，第二天还是走了。[46]
1706069168
1706069169
从南京回到上海，胡适遇到老熟人王伯秋，说起过去也曾反对“党化教育”的陶知行（行知）现在“早已迎头赶上去了”！胡适以为，“这句话说着无数熟人，使我生不少感慨。有许多人确是‘迎头赶上去’，难免招人轻视”。他觉得陶知行“似乎也感觉得一点”，所以在会上并不张扬。有的人则不但迎头赶上去，“还要在额角上大登广告，故更为人轻视”。[47]可知国民党新政权当时还是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拥戴，惟胡适则宁愿仍保持一段距离。
1706069170
1706069171
但国民党似乎尚未从“马上打天下”的心态中疏离出来，仍保持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不容忍精神。果然不出顾颉刚所料，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三十多年后，胡适又复述当时的情景说，“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并学吴氏用无锡话说：“你吗，就是反革命！”可见印象之深刻。[48]
1706069172
1706069173
这里的前科，就是1925—1926年间北京学界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的那场持续斗争，即吴稚晖所说的蜀洛党争。胡适虽自称无党派，也因南下而未参与后半段的斗争，却一向被人视为东吉祥派（他的倾向性确实也颇明显），这正是吴氏口出恶言的出发点。关键在于，吴稚晖说出了胡适等“英美派”在国民党新政权里的实际地位：“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不计较他们罢了。”东吉祥派本有反国民党的前科，如今投靠国民党而能为其所容，当然应自己知足知趣。这话无疑是指向胡适本人。
1706069174
1706069175
胡适在会场上虽然“十分忍耐”而“不与计较”，实则至为不快，回来即写一信致吴，自称“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要吴氏“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条例》的第几条。此信语气不太平和，终未寄发。但胡对吴的观感已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胡适得知此事即请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经农调查，并怀疑是吴稚晖在“背后玩把戏”。[49]可见那时吴稚晖在胡适心里信誉已差到什么程度。
1706069176
1706069177
同时，胡适在6月15日会后当即给蔡元培连信辞职，宣布“此意十分坚决，绝无可挽回”。蔡也连函挽留，说对胡的辞职“并未默许，仍请继续担任”。胡适的第三封辞职信说，不管蔡批准与否，日后他“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他在此信中指责“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的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胡适自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由于胡适辞意甚坚，为此先后共致蔡五信，此事终以准辞了结。[50]
1706069178
1706069179
不过，胡适一向主张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所以虽然辞去了大学院的职务，且对许多知识人“迎头赶上去”的行为甚觉不齿，也还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文字。但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不久终使他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民党要“党化”一切的政策使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他很快就因此而打破了沉默，出面做新政权的“诤友”。
1706069180
1706069181
实际上，“性好发表意见”的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对当下进行中的“党化政治”不出恶声也不太可能。前面说过，当胡适在上海演说人力车不文明时，在北京的朋友周作人立即撰文质问胡适为什么看不到同样发生在上海的斩首也不很文明？胡适当然明白斩首更不“文明”，这个问题的答复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方向。他既然以辞职的方式与国民党“绝交”，其“恶声”也呼之欲出了。
1706069182
1706069183
而担任“呼”这一角色的也不乏人。当时攻击国民党甚力的国家主义派就力促胡适站出来说话。《醒狮周报》第195期的一篇文章对胡适使用激将法，该刊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对蒋介石不敬而受辱一事，“联想”到刘的朋友和同乡胡适，并“听说胡先生近来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办一种什么刊物来批评党国”。《醒狮》表面上还在劝胡适不必说话，因为“说得太软，有失胡先生的身份，只足以丧失自己的信用；说得太硬，又适足以取辱”。在国民党的党治之下，已成“不聋不哑，不做名流学者”的局面；该刊并暗讽专讲西方文明的胡适实行的仍是“东方文化的所谓‘明哲保身’”。这样处处紧逼，实是非要胡适出头不可。在上海的李璜也当面指责胡适“太胆小”。胡适不承认，自称“只是害羞，只是懒散”。但后来胡适不再“害羞”而开口“批评党国”时，旁观者即有人认为颇类《醒狮》的言论，可见国家主义派对胡适确有影响。[51]
1706069184
1706069185
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在1928年春已在搜集有关资料。3月间马伯援对他描绘的南京情景是“上焉者日日开会，下焉者分赃吃饭”，几天后更获悉国民党新政权中宋子文、孔祥熙等结伙卖缺，所得印象都不佳。4月初胡适到九江，试图在街上寻找“革命影响”，结果“除了几处青天白日旗之外”，只在“路上见两个剪了发的女子，这是两年前没有的”。新政的形象显然不能副其所望。同月高梦旦辞商务印书馆职，说该馆“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胡适认为“此语真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历来善于人自为战，却“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52]可知他此时已认为国民党不能维持下去了。
1706069186
1706069187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他正是以国民党学会了俄式组织方法、既能服从又有纪律而称赞国民革命。不过一年的时间，是国民党有本质的大变呢，还是胡适自己的观念变了？比较接近实际的大概是双方都已有些“非复当年”了。这在胡适，恐怕是个带质变性质的转折：国民党既然从学西方的典范变为与复社相类的传统中国式组织，则其已不可能为胡适所推崇。北伐尚未统一，胡适对国民党的观感已急转直下，到北伐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更多是一个知识精英与当国之政党或中央政府的关系；胡适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为只有那样“国际”的观感才比较好），其立场不能不朝着“进谏”的方向发展，在“诤臣”与“诤友”间徘徊。[53]
1706069188
1706069189
1706069190
1706069191
1706069193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1706069194
1706069195
1928年5月，胡适在光华大学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讲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时，也提到对国民党的影响，他举例说孙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运动以后方有的”。这在胡适，还是承续以前将五四和国民党连接起来的取向，基本是出于好意。但在国民党人看来，恐怕就是对孙颇不敬了。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是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54]这次讲话语调尚温和，但已明确说国民党的政治尚未“走上轨道”。
1706069196
1706069197
到5月中旬，胡适认定“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5月21日，他在中央大学宴请大学委员会委员时致词，自己认为是“说了几句不很客气的话”。在回忆了九年前北大与南京高师的对峙后，胡适说：“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而南高经过东大时期而成中央大学，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重心。”[55]这其实不过略有怨言，已算相当客气。不过在当时对新朝的一片颂歌声中，胡适的话虽不无捧的成分，到底也有几分不入耳的弦外之音。
1706069198
1706069199
1928年6月，胡汉民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他现在负责宣传，“还是治标之标，快要到治标之本了，却离治本两字相差甚远”。他自解说：“一个人太忙，就变了只有临时的冲动。比方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子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胡汉民此话基本是写实，但胡适显然不满意。因为他不仅主张治本，就是政治，也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最不欣赏政治上“临时的冲动”。到7月，胡适即写成《名教》一文，说“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且这并非从苏俄学来，却是祖传的“道地的国货”，民间的任何“王阿毛”都能娴熟运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党国领袖”视标语口号为“政治的武器”，但对一般的实际操作者，这也“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56]这正是针对着“临时的冲动”而言，但此文还比较客气，基本是着眼于思想文化。
1706069200
1706069201
9月初，在国民党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已数月后，他仍认为当时中国实无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在那时谈分治合作正如他以前谈联省自治，都缺少这个基本条件。不过此时胡适与国民党还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也希望各新兴的地方势力能“合力造成一个稳固而有威信的中央”。正在中山大学服务的傅斯年在那年8月13日给胡适的信对他当有些影响，傅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些事实只可以改朝换代观之。不然，废约之论亦非‘君子相’也”。这个观念当然可以引申到对其他“非君子相”的事务的谅解。到年底，胡适“在南京观察政局”后，得出一时不会有大变动的结论。他认为“现政府虽不高明，但此外没有一个有力的反对派，故可幸存。若有一年苟安，中下的人才也许可以做出点事业”。这个观察的基础之一就是“外交上的成就”（指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使地方实力派不敢破坏统一。同往常一样，胡适非常重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57]
[
上一页 ]
[ :1.70606915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