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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观察（特别是有关地方实力派的部分）颇具一厢情愿的理想，却较能体现胡适此时的心境。这样，他在息笔多年后，又重新开始“做政论”文章。其中一篇是《新年的好梦》，对“统一后的第一年”可望出现的“好现象”做些想象，他希望能有和平，更进而能裁兵，并因关税新约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现铁路及收益国有（而非各地军人占有）、禁绝鸦片等，最后则梦想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然插一两句嘴，偶尔指点出一两处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而已。[58]这个“一点点”确是胡适一贯的意思，但是到底多少算“一点点”或“偶尔”，恐怕双方的认知相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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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有个关键的伏笔：虽然孙中山说政府是诸葛亮而国民是阿斗，“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而是要做可以“赛过诸葛亮”的“臭皮匠”。其实胡适真正想要做的是有发言权而不干“实际政治”的新型诸葛亮，他根本就视南京诸公为阿斗，在他所做《名教》一文的手稿中，“现在的治国者”一语最初正是写作“许多‘阿斗’”，最足反映胡适的真意。但新当权的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被不论什么名义的人“赛过”，胡适的希望的确只能如他所说是“白昼做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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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胡适及一些在上海的留学英美学人结成一个松散而小型的组织平社，半论学半论政，定期讨论，并拟出《平报》以表述他们的观点。[59]但促使胡适公开表态的导火线则是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代表陈德徵在三全大会上提案，主张处置反革命分子不必经司法机关，只要党部定案即可交法院处置之。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即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说，“近来国中怪象百出”，而陈之提案为“最可怪者”。他问身为“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的王氏，“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后来王宠惠复信说此案“并未提出，实已无形打销”，语尚平静。但胡适三十多年后的回忆则说“过去我和亮畴先生闹翻了”，可知此事在胡适心里并不那么平和。他以为，从前清到民初都能维持司法独立，“到了亮畴先生，他手下的两个人在上海的胡闹，把这个制度搞坏了，我很生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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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胡适已决定站出来说话，故将他的信交国闻通讯社送各报，却不能刊出，但陈的反攻文字倒先在报上出现了。陈不加掩饰地指出：在以“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者“便是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这样的逼迫，恰使胡适更觉不能忍。于是他针对陈德徵的观点写出了第一篇正面攻击国民党的文章《人权与约法》。[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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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的文章也不仅仅是与陈德徵对着干，而是有备而发。1926年他还在英国的时候即已准备回国时“带点‘外国脾气’回来耍耍”；1927年6月他正式向蔡元培提出了制定约法的建议；而“平社”的活动也渐集中于准备发表言论。1929年4月，国民政府命令保障人权，胡适发现“此令但禁止‘个人或团体’侵害人权，并不曾说政府或党部也应尊重人权”。他开始注意人权问题，而重心则在“政府或党部”实际是否超越于法律之上这个关键。几天后，胡适的老师、老同盟会员马君武提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此时马氏开始后悔当年反对国会的举动，因为“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得］多多”，故“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马君武的主张成为后来几个月胡适论政的核心观念，他补充说，民初贿选，尚看重和承认议员“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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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约法》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所论也基本不出上述范围。到陈德徵再强调“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均当治罪”后，胡适的攻击目标进而直指“遗教”的作者孙中山。从5月起，胡适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写出几篇文章，一篇比一篇厉害。这些文章俱在，可以复按，且已为多人述及，这里不详述其内容。但有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胡适这次攻击国民党孙中山的许多内容，恰是他两三年前在英美正面鼓吹过的。同样的内容何以昨是而今非，颇值玩味，但这种细致的分析只能另以专文探讨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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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时的心态在其日记中表露甚明，在写完《人权与约法》后，胡适想起他的朋友丁西林的话，“今日我们应该相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特别指出“此文之作也是多一事也”，可知他是有意为之。几天后他写完《知难，行亦不易》，更说：“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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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是胡适主动的一面，他的攻击同时也还有因国民党逼迫而造成反弹的被动一面。前面说过，靠个人奋斗从社会基层跃升到上层的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特别强，他一生中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正如他这时对周作人所说：倘不会有什么，“我也可以卷旗息鼓，重做故纸生涯”。但“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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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6—7月间，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有一度的缓和。先是王宠惠于6月中旬告诉他：“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胡适也在国民党全会的决议中看到一些似乎回应他在《人权与约法》中所提要求的内容。接着宋子文在6月末出来调停，要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这很符合胡适要做“思想上的诸葛亮”的自定位。宋指出：“现在的局面又稍有转机，又是大可有为的时期了，若不谋一点根本的改革，必定不久又要打起来。”这不知是指蒋桂双方还是指东北因中东路事件而将起的中苏军事冲突，或者是两者都指。胡适自己大约也有类似的感觉，故有详细的进言。其基本主张仍是制定约法，但进而提出许多约法制定前的临时性具体建议，包括以各级党部暂行议会的职权（但须与行政权分立）、实行专家政治、容纳异己人才（如用无党或左派人才于监察院）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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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1日，胡适在致李璜等信中，指责国家主义派在争论中对凡有利而未必是事实者皆用作材料，有时且捏造材料；他认为这是“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并强调“在这种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而胡适毕生所努力想要实现，也期望国民党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能参与的，正是造成“好政治”和“高文明”。在这封信中他说道：“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纵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67]可知在此缓和时期，胡适对国民党已有宽恕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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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政治敌人”与“思想敌人”很能启发人，胡适一生虽然讲究容忍，但一般而言，对“政治敌人”往往还比较宽恕，对“思想敌人”如梁启超、梁漱溟等却常常不放过（当然只是在“思想”上不放过）。这一方面因为他的社会角色自定位主要在思想文化一边，而把“实际的政治”留给别人去干；同时也因为这些“思想敌人”实际上与他的思想更接近，最能影响他的潜在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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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民党肯接受意见，胡适当然可以对之宽恕。他的真意，是“希望当局诸公作点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而不要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对付农民的“杀人放火”。他认为，农民平常所受的痛苦“实为共产党今日煽动的资本”，所以只有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才能使共产党没有“煽动的资本”。[68]二十多年后，胡适在美国读到斯大林所说的“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对一般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决定于革命军队底行为，决定于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决定于它帮助农民的决心”一语时，即在旁边批上“有见识”三字。[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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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在1927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因为物质上的满意可使人生观改变一新，人生中如果物质方面宽裕满意，则“赤化”之说不攻自破。[70]这是胡适的基本思想。他正是希望以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来达到对内釜底抽薪，绝共产党动员民众的基础，以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能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的问题，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演讲记录虽未必是胡适的原话，大体与其观念相符），实现其为中国再造文明、变中国为一个面目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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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来防止“赤化”，是当时所谓“英美派”的共识。银行家陈光甫那时也认为，“赤化”产生于20世纪社会的特殊状况，“非以兵力所可遏止之者。中国今日欲求补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务本。若徒恃强权，必至全国促成赤化之局。因果相随，无可逃也”。《现代评论》也针对“清党”指出：“共产党里面虽然有许多极无聊赖的人，可是大部分是青年，而且是有向上的精神、实行的毅力的青年。”“我们希望不要为了杀几个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我们更希望不要杀几个共产党而驱人表同情于共产党。”[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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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时势，恰是朝着“英美派”所担心的方向发展。这是否就因为当政的国民党未能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尚需更深层次的研究；但在边缘知识青年对政治运动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近代中国，国民党因“以思想杀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不能不说是其由兴盛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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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种釜底抽薪的主张，当知识青年进一步左倾而像《现代评论》撰稿人预计的那样转向“表同情于共产党”时，胡适即使有意追随也难以跨过这一步。结果，胡适先前主动认同于国民革命并未能得到大量时人“了解的同情”，而他对国民党的攻击也引起各种相当不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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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入仕北洋政府的汤尔和原以为胡适近年已“论入老朽，非复当年。今乃知贤者之未易测度也”。胡适学生一辈的江绍原认为胡适所发议论，“实在比教功课更有意义和价值”。但亲国民党者则指责“胡适忽变了曾琦一流人物，思想太落伍了”。[72]那些亲国民党者尚且认为他落伍，“表同情于共产党”的激进边缘知识青年，当然更不会欣赏主张釜底抽薪的胡适。早年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很感兴趣”的张岱年先生，就是在看出胡适写文章“针对马克思主义”后，视其为“时代的落伍者”，而放弃了对胡适的追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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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宋子文那些“补偏救弊”的谏言，与那时国民党的“党治”精神也相去实在太远，决不可能为当政的国民党所接受。胡适虽然对宋子文说过，他与《新月》同人持的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74]但这里仍有个胡适与国民党双方认知的差距问题：在国民党看来，胡适所要“补救”的，已是触动其统治的根本合法性的问题。这样，国民党势不能不做出强烈的反应。从5月起，国民党对胡适发起名副其实的文字“围剿”，并伴以各地党部对法办“反革命分子”胡适的纷纷要求。到1929年11月，光明书局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并附有第二集的广告。[75]胡适想要做的“思想诸葛亮”实非国民党这个“阿斗”所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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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颇为失望的胡适在1929年11月又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讨论“在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这样，几年前他在欧美强调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之间的关联如今已被基本划断。胡适指出，国民党已“大失人心”，其原因“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他警告说，这一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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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前进的思想界”，其实多半是胡适自己。因为其他许多知识精英以前“同情”国民党远不如他，后来追随国民党实超过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父（不是唯一的）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毋宁是学梁启超与“过去之我”战，将他此前纳入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革除出门（后来到50年代又曾再次纳入）。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胡适已从认同于国民革命转到站出来公开批评“党化政治”。这看起来像是个突变，其实这一转变自有其发展衍化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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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胡适将国民党纳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基于新旧两个中国之争这一大分野。早在1915年，他已肯定地指出：“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77]根据这一“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国”思路，胡适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即是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和徐新六在与他讨论“新俄”问题时提出的“党治”之下是否能实行民主的问题。胡适认为苏俄走的是美国路，其基础是苏俄在专心办教育，可以通过教育从专制走向民主。如果联俄的国民党也走同样的路，则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新中国”应该可以同样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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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虽然一度主动认同于国民党，国民党却未必认同于他那新文化运动。从北伐一开始，胡适就担心能打仗的蒋介石能否成为“政治家”，他一直关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国民党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他希望的“有计划的政治”。“党治”初期的经历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曾专心办教育，而且还要“党化”教育，这样当然无法朝着胡适希望的民主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说明，国民党实际是想要“党化”一切，这个政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相距越来越远，他终于不得不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站出来做“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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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大学院会议上的一件事，颇能体现胡适与国民党认知的根本差别。在讨论学生军训法案时，胡适提出增加“有正当主张不愿加入者”可不军训的内容（所根据的是美国有些反战的和平教派可不服兵役），因为，“爱国固重要，但个人自由亦不宜太抹杀”。代表军方出席会议的何应钦则对于“良心上的自由，全不承认”；他根本以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了，须加严格训练”。[78]中国人自由太多本是孙中山的见解，何的话尤其能体现那些“马上打天下”的国民党军人对孙氏建国理论中“训政时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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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更认为，“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组织之唯一要素”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79]这一观念连宋子文和国民党内许多“英美派”都不能接受，且最能证明蒋介石并不会向胡适所希望的“政治家”方向发展。新当政的国民党显然仍欲维持其“革命党”的认同，尚看不出其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胡适向往的“有计划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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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胡适在1932年总结说，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拥戴的国民党“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80]这开始失去资格的日子，大约即在1928—1929年间，其实就是胡适自己态度转变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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