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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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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胡适其实一直不那么欣赏国民党的统治，在努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同时，仍尽量争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初，胡适滞留美国，尚存观望之心。但由于美国真心接纳胡适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国士人的脸面，故即使饿饭，也不愿“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1]不过，胡适要维持这一点，也就不得不于1958年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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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湾也有许多人不欢迎胡适。从政治上言，胡适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于1949年办了一份《自由中国》的刊物；其初衷本是为反共，因为在那时已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却与国民党的思想也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处处都想加强控制，包括思想的控制，而一份见解独立的自由主义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异军”；即使其不反国民党，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况这些人还总想让国民党从思想到行为都有较大的改变，结果不能不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终为国民党所镇压，实非创办人始料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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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胡适抵台湾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总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总政治部方面对一直扮演该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适，暗中是很不欢迎的。另外，就是在读书人中间，也不是没有不欣赏胡适的人。在当地的思想文化界，许多人已在艰苦的条件下靠奋斗闯出一点名位，现在突然一位大菩萨从天而降，又要来做士林领袖，他们当然不见得欢迎。同时，也真有那么一部分民族主义倾向甚强的人，他们根本认为胡适太西化，未必爱国，而西化又是中国这么多年的艰难遭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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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胡适到台湾时就发现，一本专门攻击他、名为《胡适与国运》的书已出版。而且这书显然不是没有影响。胡适初回台湾时，许多人确实认其为不爱国之半洋人。如后来胡适颇欣赏的记者李青来，也是在经常采访胡适之后，“才明白了真正爱国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渐对胡尊敬起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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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相互的不信任都很深，而胡适一向甚强的防卫心态到老也并未稍减。胡适到中研院后，以前中国公学的学生、长期在朱家骅手下工作的胡颂平被安排给他做秘书。胡颂平一直暗中记录胡适的言行，后来“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于是故意在办公室记日记，等细心的胡适来“发现”。果然，胡适看见颂平记东西，即问记什么。当颂平说是记胡适的言行时，他“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胡颂平解释说是要把胡适这个“国之瑰宝”的言行传世，并说整理出来要请胡适过目。修养极深的胡适“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但仍脱口说出：“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胡适“再想了一想”，又对胡颂平说，以后记的东西也不必给他过目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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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相当传神，显然胡适对派给他的秘书是有点戒心的。而且他也清楚，对他的秘书要么信任，要么就自己留心。因为，假如这秘书真的是为什么人记录的话，则“整理”过的东西也确实不必过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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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同时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如蒋廷黻曾想组党，就只要借胡适的名头一用，余事他可以不管。可是胡适是服膺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之道的，其一生最重的恰是一个名，哪里能随便借给别人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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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到台湾之初，徐复观给他的一封信就很有象征意味。徐氏在1958年4月写信给胡适，说他看见胡适“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又奉承胡适“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但该信主要的部分，是徐或者代表一部分人表达了对胡适的“期望”。他说：“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人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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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颇能道出关键。观其从“不必”到“必须”的口气，实在不像是一个“后学”在给“先生”写信。徐氏显然代表着什么人在为胡适“定位”。胡适若坐任偶像，“垂拱而不治”，则必受各方欢迎。若不肯做“保姆”，犹思为“斗士”，特别是要介入而居“两造”之一方，就免不了要像其他斗士一样受点“皮肉”之苦，此时而再想“领导群伦”，就不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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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胡适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1961年10月底，胡适在中研院欢迎胡夫人的茶话会上重申自己的两句诗：“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5]那时他说的，恐怕不全是他与江冬秀之事，大约更多是对当时台湾情形的一种态度。以七十之年说出此话，颇有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的意思。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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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心向往之的“作圣”，也很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而且这仍是胡适自少年以来就存在的以“超我”抑制“本我”，内心的紧张并未完全消除，终不得不以“率性”的大声疾呼而告别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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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发表了“宁愿不自由”的讲话后一个星期，胡适于1961年11月6日对外国人演讲《科学发展需要的社会改革》，他自己在日记中说：“我的话是三十五年前的老话，但在今天似乎还是没有人肯说的话。”在讲话中，他再次自任“魔鬼的辩护士”，说容忍缠足达千年之久的东方（中国）文明没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而西方以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新文明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中国人“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胡适指出，这次演讲就是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和1926—1927年在英美的几次演说的重申，如果不对东西方文明进行这样的价值重估，“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胡适讲话时显然比较激动，因为第二天就检查出他的心脏病发作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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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讲的内容看，胡适显然不能满足于做偶像。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这么强调中国人对西学“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那种复杂心态。而且，这仍然是一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以胡适自己的经历，他非常清楚，即使像他那样早已进行了“价值重估”的人，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里仍不能觉得“心安理得”。那么，他是在自责他所做的“价值重估”还不够彻底吗？这个问题已因胡适不久就匆匆撒手仙去而得不到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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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去是外国，外国也是过去。胡适说西方，正与历代士人讲“三代的辉煌”相类，其所针对的和要表达的，多少都含有对时政的不满。他讲话后，有人便说是投下一颗炸弹，不少人撰文正面攻击他。胡适反在这些攻击中发现了他讲话的价值：“这里糊涂的人还是那么多，我三十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7]但三十多年前的老话还值得重说，不也正是三十多年来胡适的大部分努力都已落空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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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击胡适的文章中，有一位研究近代史者写的长两万七千字文章，颇能道出一些关键。那人说：“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可见攻击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重的正是“地盘”。此人并攻击胡把持庚款基金，胡适自辩说，他并未“吞没”这些中基会的经费。但胡适自己未吞没，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将其分给朋友。可知这也是学术界的旧怨再提，正与50年代大陆有些批判胡适的作者同。这一攻击也从侧面证明胡颂平所说的胡适转变台湾风气的作用——胡适到了台湾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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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攻击胡适最厉害的还是徐复观。胡适讲话后，徐在《民主评论》上撰文攻击胡“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他“宣布”：胡适做中研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徐并指出，他这样说，不是因为胡“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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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徐氏当年给胡适写信的一个目的，是请他到东海大学演讲。但胡适在东海大讲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后来人走错了路，就缠小脚写律诗了。徐即席反驳说，缠足不是中国文化。胡再反问，如果缠了一千年的小脚还不算中国文化，那借鉴了大量佛教内容的宋元理学又算不算中国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错了人，请来其思想的对立面，大约从那时起就对胡十分不满。蓄积既久，怨毒转深，骂起人来不觉就忘了自己那时已是一个学者的身份了。但以学者而出此村妇骂街的词语，就真有欲效小说中诸葛亮骂王朗之意，要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了。后来有人说反胡派想乘胡适心脏病突发住院之际猛攻，手法狠毒，看来也不全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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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住院时，秘书等本想将此事瞒着，但到攻胡已发展到“立法委员”的质询而成报纸新闻时，就瞒不住了。胡适自己也开始收集有关文章，自称“我就是看了也不会生气的”。但他马上想起了当年杨杏佛骂他，他曾报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显然是已很生气，于是书写前人咏弥勒佛的对子以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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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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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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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他已觉此事“难容”了。到看了徐复观的骂人文章，气已甚大，自己也说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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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1962年2月14日，胡适在中研院欢迎海外院士的酒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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