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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就公布了十多家期刊为“反动刊物”，它们包括《创造月刊》《流沙》《奔流》《洪荒》《血潮》《太阳月刊》等；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店被指控为“共产党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郁达夫、蒋光赤被打成“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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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当局又发布《取缔种种匿名出版物令》，巧立名目，动辄以散布“共产党言论”为由取缔地下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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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老板发起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遭到当局的否决，不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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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的丑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毅然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有价值的期刊，就是敢说真话，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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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言论自由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一干自诩革命者，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偏激观点，“围剿”鲁迅、茅盾。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两败俱伤的缠斗，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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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不赞同“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其实若读其《论思想统一》，应该知道梁实秋是向国民党要“自由”的文艺，反对“主义”的文艺。对梁实秋的偏见，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激烈对立，转为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批判梁实秋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没掌握在手，与梁实秋的论争，岂能弄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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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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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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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至极。”的确，初到上海，鲁迅忙于会客、到大学演说，应酬无聊活动，无端耗去一个作家的许多时光，遂发出无奈慨叹。但借此难得的闲散，鲁迅也尽兴享受了生活。天天宴请有佳肴，就着鲜美河蟹，饮得酩酊大醉，或惬意啜茗，时不时还携许广平“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往奥迪安大戏院观电影”。且无须劳作，竟有可观收入。查鲁迅11月18日记，有“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此乃曾不断受鲁迅冷落和讥讽的蔡元培，在就任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院院长之后，不计前嫌，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支付的薪金。纵观鲁迅前半生，经蔡元培举荐，竟也拿了各届政府十多年的官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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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刚到上海不久，他已看到白色恐怖下的凋敝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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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八卷第三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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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封，此前，《语丝》周刊从第一百四十一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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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有个年轻人叫章乃器，本来在银行界干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却独自创办了一个《新评论》半月刊。这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其宗旨是批评时政，扬清激浊。既无党派倾向也没政府背景。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都由章乃器一人利用业余时间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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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不久，血腥味尚未散尽，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章乃器办《新评论》，正是基于对反动当局的义愤，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与郁达夫当年在《民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相类。郁达夫写道：“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章乃器苦苦支撑一年多，遭到查禁。但从此他走上一条革命之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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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年岁尾，面对炼狱和鲜血，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的青年王云五，在天津报纸发布一则告别政治的启事后，选择了“文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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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8年，由几个共产党员创办的《太阳月刊》一月号发表蒋光赤的文章《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场争论，两社成员，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很片面的意见。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因蒋光赤的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章，创造社、太阳社由对手变成同盟军，共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鲁迅。到1928年春，演变成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间的一场激烈论争，一直到1929年年底太阳社解散，论战方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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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有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然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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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不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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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创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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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是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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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力。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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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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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围剿”鲁迅的论战中，写《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主张要向鲁迅等“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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