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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写的上述战斗檄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战士”的思想是多么偏激、片面、幼稚，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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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思想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927年10月到上海定居，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此时的鲁迅并没有如瞿秋白所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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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8年春，鲁迅挥矛舞戟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时，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激烈地批判种种扭曲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并引导青年向美好的将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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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创造社、太阳社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单、笼统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向鲁迅宣战的幼稚和荒谬，鲁迅在论战时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陌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鲁迅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同时又介绍一些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认识。这实在是这场没有是非胜负的激烈混战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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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对“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有一个年轻人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于是年5月写了一篇理论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它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敢于反抗潮流，在鲁迅受到众人“围剿”孤身一人奋战的情况下，毅然为鲁迅辩护的勇气，还因为它同时为“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学史辩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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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智识阶级》谈的是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认为现阶段革命仍属民主革命，“五四”所实践的反封建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倡导“革命文学”而批评鲁迅，否定新文学传统是错误的。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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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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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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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是年4月，他在为魏金枝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所作的序中，就说过，“五四以后，一般地说，国民是生活在与封建社会的斗争中”，“现在也仍激烈地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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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些文字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特点的论述，虽没有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已非常有革命远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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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智识阶级》的作者，叫冯雪峰，鲁迅记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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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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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静庐先生的了解，始于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后又读陈青生先生的《张静庐的小说》（《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二期）等，零碎的东西，方变得完整。中国现代文学史，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家，上海的张静庐便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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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早组建的新文学社团，叫“新潮社”（此“新潮社”非傅斯年、俞平伯之“新潮社”），成立于1920年3月。张静庐（1898—1969）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说》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他的小说《我和她》就发表在《新的小说》上，写的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在人前举案齐眉，在私下无言相对，虽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却无真挚爱情。小说细腻地写出因没有爱而内心凄苦的貌合神离的婚姻状态。有评论家评曰：“静庐此作，尽写情的能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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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社成立两年后，停止活动，张静庐转到《商报》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说为主的《单恋集》，反响不俗。次年又出版《薄幸集》，以简练委婉的笔致，描写女主人公英英的早恋经历，有苦涩哀凉的情绪。张静庐的小说揭示了当时年轻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剧，反映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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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岁末，张静庐有一次与好友沈松泉到南昌观光。那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已从广东开始，继而破武汉，进军浙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总司令蒋介石迁驻南昌，张静庐在《弁文》一文中写道：“旅赣凡四阅月，从事记者二月，担任统税监察又二月。”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南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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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1926年）冬，总司令部驻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观光。后来又开办了一处光华书局的南昌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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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几月，在南昌大旅社（应为江西大旅社，当时一度作为“总司令行营”）长期包定一间小房间，凡是上海来的朋友，很多住过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书店事务外，还承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在南昌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汊（离南昌八十里）统税局的监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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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事实上贪污横行，贿赂公然也决不会容许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实现的成绩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革命后的江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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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克复京沪后，急忙又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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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庐在《商报》工作时，陈布雷任该报主笔，潘公展任该报电讯编辑。张静庐、沈松泉去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也应蒋介石之邀到南昌，与张、沈二人同住江西大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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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中，载有一篇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回忆二人在南昌的那段经历和见闻：“在南昌期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开会，农民开会，妇女开会，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张静庐、沈松泉、陈布雷、潘公展“我们四人每天晚上总是同坐在一个房间里聊天”。还曾与张静庐拜会过时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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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庐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10月，完成了中篇小说《革命外史》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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