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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作为左翼作家的社会团体，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上与鲁迅争得面红耳赤，甚或彼此动粗口谩骂讥讽，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革命文学”；而在“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上，左翼作家也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倒是已成为左翼作家一颗新星的丁玲，在谈到“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时，发表了真知灼见。她没有像左联一些作家那样，将《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没有理论支撑的苍白无力的批判，而令人瞠目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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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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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视之为，在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之前，丁玲的借鉴通俗文学的发言是最为有见地的意见，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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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的另一部近百万字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侠义英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杰作。平江不肖生在此书首回，就申明：“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的侠义英雄写照。”主要人物有霍元甲、大刀王五、山西老董、赵玉堂、杨露蝉等一干英雄好汉。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生死之交，霍元甲武功盖世，侠烈英气，被日本医生秋野毒害身亡等江湖事迹，使小说成为回荡着凛凛正气的英雄悲歌，洋溢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最为可贵的是小说反帝而不排外，把书中反映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提升到放眼世界和民族文化自省的高度上来，殊为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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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流行的以霍元甲、大刀王五等人事迹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美术作品，大都照搬或改编或受启示于《近代侠义英雄传》。而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侠小说，深受平江不肖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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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当时有“南向北赵”之说。“南向”，指湖南之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而“北赵”，系说河北玉田武侠作家赵焕亭。1941年《万象》杂志上，有一篇徐文滢写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文中说：“赵焕亭与向恺然一起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并非过誉。但本书只关注在上海聚集的作家，赵焕亭及“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将在下部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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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比武侠小说略晚出现的通俗小说，还有唐宋、明清的“公案小说”。所谓“公案”，是指官府如何勘断各类案件，叙述这类故事的小说，谓之“公案小说”。随着“翻译文学”输入特别是外国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经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天虚我生、严独鹤、周瘦鹃、程小青、刘半农等十人用文言文翻译出版，相继又有《侠盗亚森·罗苹》《杜宾侦探案》《桑狄克侦探案》等上百种外国侦探小说的推出，在中国也出现了阅读侦探小说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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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稔中国“公案小说”的一批作家林纾、包天笑、刘半农、陈蝶仙、秦瘦鸥等，在翻译过程中领悟外国侦探小说之道后，自己也仿效着写起侦探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孙了红创作的《侠盗鲁平奇传》、陆澹安创作的《李飞探案》等也占去侦探小说的半壁江山。随之，专门刊载侦案小说的报刊，《侦探世界》杂志、《福尔摩斯》小报等也应运而生。上海侦探小说出现了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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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之所以受读者欢迎，是因为它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文本。其曲折故事、新型人物形象和新的知识火花的审美趣味，为众多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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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在审美内蕴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是为社会伸张正义，讨回公道，战胜邪恶。在社会精神气质上，都契合了读者的审美愿望，正如《侦探世界》创刊宣言所道：“本刊舍侦探小说之外，更丽以武侠冒险之作，以三者本于一源，合之可以相为发明也。”侦探小说受读者欢迎之处，还在于小说常常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缜密推断与惊人发现，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种超人的智慧与正义结合，拨开迷雾，拆穿阴谋，抓住元凶，昭雪受害者，既是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力量的体现，也是对读者对正义诉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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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先驱者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丛书、《东方福尔摩斯案》等作品，在中国侦探小说中成就最高。但因他虽出生于上海，二十二岁出道之前，已随家迁苏州定居。故不能在此书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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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人孙了红创作的侦探小说，可与程小青比肩。1923年发表的侦探小说《傀儡剧》，写的是侠盗鲁平盗古画、与侦探卢伦斗智斗勇的故事。孙了红创作的系列小说《侠盗鲁平奇传》，主角就是鲁平，他足智多谋、杀富济贫，却玩世不恭、诙谐幽默。其形象丰满，性格生动，深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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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一开始，原本天生就带有平民性质，但新文学倡导者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过于专注严肃文学的创作，虽硕果累累，却忽略甚至卑视与雅文学共为文学两轮的通俗文学，结果另一轮也转动艰难，这是一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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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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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上海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之》，它的作者是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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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巍峨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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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1928年春，与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室同组工作的茅盾，撰写了著名的评论文章《读〈倪焕之〉》，高度肯定该作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评论发表在1929年的《文学周刊》上。那时茅盾正在日本避难，同时创作《虹》（未完稿）。夏丏尊也誉“《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时代的东西，在国内文坛上也可说是划时代的东西”。夏丏尊这篇题为“关于《倪焕之》”的评论，被开明书店出版的《倪焕之》放在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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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在激烈开展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倪焕之》的问世，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堪为“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叶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述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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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展现了中国20世纪初壮阔而鲜明的历史背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蒋介石的血腥“清党”，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时，小说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较真实地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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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同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是个热切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他坚信教育可以救国，期待以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涤荡污浊的社会，他也憧憬与自己思想志趣相投的女子金佩璋有美满的婚姻。然而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教育事业屡屡碰壁，家庭生活也与初衷相违。金佩璋在婚后，只热衷于琐碎的家务，对理想前途全无兴趣。倪焕之深感痛苦，认为“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和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倪焕之参加了紧张的革命工作。由“教育救国”转向革命后，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杀戮，被吓得悲观失望，整日纵酒痛哭，同时，又渴望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临。倪焕之就是这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中，含恨死于白色恐怖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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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代的局限，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以及思想认识的不足，作品思想高度不免受影响。小说在倪焕之投入革命之后，正面描写乏善可陈，第二十章以后，人物、情节都显得疏落无力，特别是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相当苍白。小说的结尾，写金佩璋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力”，显得突兀，铺垫不够，有硬加长光明尾巴之嫌。尽管如此，《倪焕之》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教育和启迪。正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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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读〈倪焕之〉》，给正在开展的“革命文学”论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文学必须艺术地反映时代脉搏，作家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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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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