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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心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策划了暗杀戒严司令的行动，结果司令只受了轻伤，而自己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行动不免带有盲动性，他的死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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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赞美了为别人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表现了寻求社会解放道路而拼死抗争的年青一代的勇气和责任。同时，小说又表现这种个人冒险行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巴金在《〈灭亡〉作者底自白》中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杜大心是“病态的革命家”。今天重读，我们甚至发现巴金是反对恐怖斗争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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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小说的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情节，吸引了很多读者，年轻读者对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之间展开的关于现实社会应该改良还是摧毁，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的争论，也深表关注。特别是杜大心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更是激起广大读者的争论。《灭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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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沫萍《读〈灭亡〉》（载1930年《开明》）一文，对《灭亡》给予肯定，说《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苦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评论者与巴金之间，有了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好的批评家，借着批评的文本说话，好的批评一定是主体性很强的批评，不仅是解读作品，还要传送出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八十多年前孙沫萍这篇文学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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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客观地看，《灭亡》在思想上是有弱点的，巴金前期的无政府主义还较明显地存在小说中，在艺术上也是粗糙的，杜大心的生和死，开头结尾，都有较明显的“做”的痕迹。话似乎可再说回来，《灭亡》甫一问世，即成为那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必有其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我们更不该对八十多年前的文学作品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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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意外的轰动，改变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谈〈灭亡〉》中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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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的续篇，是1931年8月写的中篇小说《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受杜大心牺牲的激励，先后走上革命的故事。小说表现了群众麻木落后，革命者寂寞孤独。李冷沿着杜大心的路走，只靠信仰和意志坚持斗争和生活，而李冷在就义前，懂得了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众的生命上，即使还有个体的灭亡，生命还会连续广延。只有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醒更多的后继者，罪恶的旧社会，才能被推翻。较之《灭亡》，《新生》多了些现实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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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灭亡》的发表经过，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有这样的表述：“1928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了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向我要文章。”《灭亡》就是经著名编辑家又是文学家的叶圣陶之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中国文坛冉冉升起了一颗未来的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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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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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施蛰存写的小说《娟子》，载于《小说月报》，标志着他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文学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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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最初在文学创作上，致力的是诗，且也从未间断过，然而却自《娟子》始，以小说家、编辑家闻名于文坛。而他的好朋友戴望舒，原以写小说开启自己的文学之路，但让他享有盛名的却是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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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写小说自1922年始。4月1日在《礼拜六》发表小说处女作《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5月13日又在《礼拜六》发表小说《老画师》，署名松江第三中学施青萍；6月25日，其小说《寂寞的街》载于《星期》，署名施青萍。那年他刚十七岁。小说略近于纤细，却清白而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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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专心写小说之余，因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被迫从松江第三中学退学。“非宗教大同盟”是1922年北京学界发起的，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袖都卷入其中。以周作人领衔，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则联合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于是展开了一场论战。因为“非宗教同盟”有共产党背景，各地保守势力，便有“清剿”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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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施蛰存与戴望舒同往上海，进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兼听社会系的课。与该校教师茅盾有了频繁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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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原名德普，字蛰存。他第一次署施蛰存之名发表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在1923年7月写的《苹华室诗见》（载《时事新报·学灯》）。也是这年8月1日，施蛰存自费刊印小说集《江干集》，仍署名施青萍，内收从未发表过的二十三篇短篇小说。1923年，出版二十三篇小说，是有意还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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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干集》，附《创作余墨》代跋。该小说集以“维纳丝文学会”名义列为“维纳丝丛书第一种”发行，共印一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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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引起文坛注意的小说是《上元灯》。1926年，他与戴望舒、杜衡同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三人创办了同人刊物《璎珞》。他以安华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上元灯》《周夫人》两篇小说。后收入小说集《上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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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最早认真评论施蛰存的作家。他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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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须把那《上元灯》一个集子在眼前展开，就可以明白的。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作者的技巧，可以说是完美无疵的……《上元灯》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是为读者诵读而制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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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夫人》写的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在孤单寂寞的生活中，把炽热的情感寄托在邻居一个面貌与亡夫相似的少年身上。看似变态的畸恋，却揭示了寡妇内心深沉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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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在《略谈施蛰存的小说》（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文中，特别提到《周夫人》。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周夫人》和30年代前半期的《鸥》，它们各自体现了作者小说创作不同阶段的两个不同侧面”。《周夫人》“已开始显示出弗洛伊德学说的某些影响，预示着施蛰存后来的发展”，“尽管作者并不注重挖掘题材的反封建意义，而只是着力表现变态感情本身（如果与吴组缃20世纪30年代初期写的同类题材小说《菉竹山房》相比，这一点就更其明显），但小说的客观意义依然大于作者的主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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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娟子》不久，春天来临时，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先后从北京来到上海。施蛰存与他们相识并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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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来，戴望舒和冯雪峰都住在施蛰存松江的家里。三人整整讨论、斟酌了两天，达成创办文学期刊的共识，取名《文学工厂》。编了两期，因政治倾向过于明显，光华书局的老板一脸苦笑，拒绝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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