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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震旦大学同学刘呐鸥在上海虹口横浜桥宝兴路创办了“第一线书店”，施蛰存与戴望舒被邀主持编辑工作，他们又创办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施蛰存在此刊上用笔名安华发表小说《妮侬》、诗歌《雨》《委巷寓言》。为《文学工厂》编的几篇文章也发在《无轨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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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第一线书店的刘呐鸥值得一提。原名刘灿波，台湾台南人。192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兴大学文科，回国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就学。除第一线书店，他还在上海开办水沫书店，专门推出介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书”到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等新文艺思潮的书籍。1928年他还在水沫书店出版了翻译集《色情小说》，其中包括片冈铁兵、横光利一等日本作家写的所谓新感觉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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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派”，是后来左翼作家强给施蛰存戴上的一顶没有科学依据的帽子。两年后，施蛰存发表了两篇类似意识流和魔幻色彩的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楼适夷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一文中，批评道：“比较涉猎了些日本文学的我，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他说的日本“新感觉派”是指1924年围绕着东京《文艺时代》杂志而聚集的片冈铁兵、横光利一等，到1927年实际上已基本消散了的文学流派。而1928年后，在《文学工厂》《无轨列车》及后来的《新文艺》《现代》杂志发表的一些小说仅有模仿痕迹，根本谈不上流派的问题。施蛰存态度鲜明地否认自己是“新感觉派”，他在《我们创作生活之历程》一文中回击说，刘呐鸥等人只是摄取横光利一创作风格因素罢了，而自己“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后来，施蛰存的创作风格有鲜明的现代派倾向倒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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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左翼评论家，生搬硬套自己都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多有宗派门户之见，面对文坛的时候缺少真诚，也缺少对艺术的特殊的判断能力，分不出作品的优劣，伤害过不少有为的作家。沈从文创作历程的坎坷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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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在松江结婚。婚宴极为热闹。丁玲、冯雪峰、胡也频、姚蓬子、戴望舒悉数到场祝贺，连到福州探亲的林徽因都专程到松江来参加婚礼。那年3月，她与梁思成刚刚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8月13日回国。施蛰存的婚礼，成了年轻作家们的一次愉快的聚会。丁玲的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正好在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茅盾、叶圣陶都为此而高兴。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唱者。”《莎菲女士日记》于1927年载《小说月报》，让丁玲一举成名。胡也频的小说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也赢得文坛的赞誉。冯雪峰在这年发表了论文《革命与智识阶级》，在鲁迅与创造社进行混乱的文学与革命的大论争时，冯雪峰的文章稳健而明智，也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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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与陈慧华的婚礼，因一批进步的年轻作家的参加，而成了那年一道充满了锐气、青春的文学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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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年底，新婚不久的施蛰存，遭到了麻烦，《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被查禁，第一线书店也被迫停业，罪名是宣传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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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是性情中人。他与陈小翠的一段往事和与鲁迅的一场争论，便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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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的小说集《江干集》问世后，上海《世界小报》连续四天，刊登了金君珏对小说的精彩点评，“施青萍”获上海读者倾目。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施青萍就是在上海大学就读的十八岁的施蛰存。有些读《半月》杂志的读者对施青萍是熟悉的。1922年的《半月》上，发表过不少他的小说，如《伯叔之间》《拜芙蓉馆艳录》《采胜记》等，还有散文《山歌缀俊》《红禅室漫记》多篇，另有杂感如《〈半月〉之典》等，但《〈半月〉儿女词》，别开生面，颇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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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儿女词》，系十七岁少年郎施青萍和天虚我生（陈蝶仙）之女公子陈小翠首次诗词唱和。有趣的是，诗词交往甚密，两人却互不相识，且从未谋过面。等二人谋面，却是四十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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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是被误称“鸳鸯蝴蝶派”之骨干周瘦鹃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第一期至十五期封面皆为谢之光所绘仕女图，施蛰存很喜欢。遂将十五帧仕女图封面，逐一以词题之。十五期封面仕女，用《蝶恋花》《一斛珠》《减字木兰花》等十五个词牌题咏。其封面采中西画之长，肖像典丽，其题词意境空灵，音律婉转，清新自然，充满青春活力。画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陈小翠从十六期接手，至二十四期，以《洞仙歌》《菩萨蛮》《如梦令》等词牌和之，其词得李清照神韵，有女儿清丽婉转之气。且各举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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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秋又晚，凉入罗帐浑不管。玉立风前，欲溜弯弯明月钿。（施蛰存《减字木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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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起春魂飘渺，抱膝偶然微笑。心事不分明，偏被梦痕知道。（陈小翠《如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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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词，尽管有模仿痕迹，意象也不够新鲜，但两词中洋溢出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而施之典雅，陈之清新，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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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闲寂日记》中，记述了1964年访陈小翠的情形：“访陈小翠，于其上海新村寓所，适吴青霞亦在，因得并识之。坐谈片刻即出。陈以吟草三册为赠。”三日后施蛰存“读翠楼吟草，竟得十绝句，又书怀二绝，合十二绝句，待写好后赠陈小翠”。四十二年前共为《半月》题词，四十二年后仍以诗词相和，乃文坛一佳话，也见施蛰存之文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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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鲁迅的争论，发生在1933年。施蛰存接到上海《大晚报》的一张表格，希望他给青年介绍几本书。于是他写《〈庄子〉与〈文选〉》一文，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文中说“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建议他们读《庄子》和《文选》。鲁迅以丰之余笔名发表了《重三感旧》等好几篇文章驳之。鲁迅说：“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见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接着又在《“感旧”之后》（上、下）两篇文章中继续批评施蛰存。这时，曹聚仁也发表公开信《论突围》加入这场“战斗”，“反对（施蛰存）先生的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甚至攻讦施蛰存为回到“黑漆一团的乾坤”助力。曹聚仁之为人为文，历史早有公论，此处不赘。“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劝他们读读文学经典，而引起的那场文化“围剿”，现在重看，鲁迅反对传统文化的决绝不禁让人哑然失笑。不是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用上了就是战斗，就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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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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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季，林语堂与鲁迅前后脚到上海定居，而且成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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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军阀政府通缉进步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黑名单中，二人名列其中。于是两人先后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但二人是否真上了黑名单，至今并无实据，鲁迅离开北京之谜，仍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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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林语堂的第一部杂文、散文集《翦拂集》出版。收入二十八篇作品，大多在《语丝》《莽原》《奔流》上发表过。具有《语丝》“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犀利文风和战斗倾向，同时具有自己幽默含蓄的个性。如《祝土匪》，以反讽笔致，讽刺了“双方讨好”，“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的学者，歌颂了敢于维护真理的“土匪傻子”。《冢国絮语解题》，则将“冢国”喻为黑暗社会，“少见的孤啸”“草虫的悲鸣”暗喻百姓在黑暗社会发出的愤懑不平之声。书名之“翦拂”，二字有剪纸招魂，追思往事，纪念友朋之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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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滋养了文学也滋养一代代作家，与诗歌一起构成中国文学的血脉和骨肉。在历史长河中，也有起有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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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话不能当真，事实是新文学运动最有成就的是小说，鲁迅自己的小说创作，分明使中国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说散文也有了新气景，是实事求是的。其中提倡实践“幽默文学”的林语堂、继承古典散文精神的丰子恺、中西兼容赋予散文清新个性的朱自清，为新文学散文的发展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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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散文写得好，与他是一位语言、语音学者有关。1916年二十一岁的林语堂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遂到北京清华学校当英语教师。三年后，由校方资助赴美国名校哈佛大学留学。因家庭经济拮据，一年后便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德国耶那大学、莱比锡大学，主修语言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3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五卅惨案、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林语堂教授与鲁迅讲师个人间的交往较为密切。查鲁迅那时的日记、书信，可常见林语堂的名字，如“午后收商务印书馆所寄英译《阿Q正传》三本，分赠玉堂”，“晚赴语堂寓饭”，“下午得语堂信”等，可证关系密切。林语堂也发表文章，支持学潮，谴责军阀及批评文化界一些同人。特别在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交锋中，他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有时甚至写出凌厉的檄文参战，但他又同时与周作人提倡“费厄泼赖”。这显现出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文人的思想差异。鲁迅是把火力主要对准喝洋墨水、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代表人物，而林语堂更多地着力批评谴责封建军阀的丑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语丝派们也并不都是鲁迅的战友。鲁迅是个执着又孤独的殉道者。而林语堂，在文坛驰骋经年，他的观点主张、他的文化性格，也引起过争议和批评。这是那代人的共性，又是宿命，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合与分，完全合乎那个时代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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