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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岁尾，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文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又在《翦拂集·大荒集》中说：“中国人的‘忠厚’就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解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鲁迅坚决反对，主张“打落水狗”。打落水狗的话，出自周作人的《失题》，鲁迅、周作人早已失和，不愿提其名，就把板子打在林语堂屁股上了。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验证了鲁迅的预言，但当今和谐社会，“忠厚”弥足珍贵，林语堂的主张，也没有错。鲁迅与林语堂在思想、处世的人生哲学上分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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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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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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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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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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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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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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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记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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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方争持，鄙相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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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对此冲突则是另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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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名张友松。张请吃饭，在四川路那一家小店楼上。在座记得有郁达夫、王映霞、许女士及内人。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了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我内子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钱，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回护李小峰的话。那时李小峰因北新书局发了点财，在外养女人，与新潮时代的李小峰不同了（我喜欢孙伏园始终潇洒）。这样，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有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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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多年后的回忆有不少不准确之处，比如，是李小峰在南云楼设宴与鲁迅和解，而非张友松在“小店楼上”请客。但张友松虽未到场，事情与他有关。是张友松帮鲁迅请杨铿做律师，为此李小峰对张友松很不满意，说他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也对张友松不满，席间二人一起贬损张友松。有人认为这引起鲁迅不满，对林语堂发了火，怕是根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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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故鲁迅与林语堂翻脸，已难以弄清。但二人冲突的心理反应，却大相径庭，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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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反应是“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一个“鄙”字，已将林语堂的人品定为卑鄙之人。而林语堂用“几乎跟他闹翻了”，“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说明林语堂还觉得与鲁迅尚未彻底闹翻，只是二人闹了一场小误会而已。通过这次风浪，套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二人的文化人格“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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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林语堂至死，也弄不明白，一桩小事为何让鲁迅如此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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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二人交往史，鲁迅从未把林语堂当成肝胆相照的人。不用多举例子，只看看1926年“L.S.十月二十三日灯下”写给许广平的信便可了然。L.S.者，鲁迅也，他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的程度，即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给许广平写信，鲁迅是敞开心扉的，毫无隐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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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具有幽默的天性，不仅表现在文章里，生活中更是诙谐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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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二人举案齐眉，生活十分美满。不久，林语堂突然对妻子说：“我们把婚书烧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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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妻子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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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婚书只是结婚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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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翠凤为丈夫的忠贞所感动，当真将婚书付之一炬。在他们结婚五十周年庆典上，有人问他们婚姻美满的秘诀，林语堂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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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金玉良缘’！秘诀只‘给’与‘受’两字，即尽量多‘给’，不计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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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后，曾到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此乃他平生第一次当官。他在武汉还编“中央日报”，其副刊曾就男女问题与人发生笔战。主张褒女贬男者，系署名“小鹿”的一位年轻女性，反其道而褒男贬女的林语堂署名“毛驴”，双方唇枪舌剑，斗得火光四溅。鲁迅的好友、副刊编辑孙伏园，为了调停，特邀“小鹿”“毛驴”吃了一顿饭。觥筹交错之后，二人同意休战。第二天，“中央日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孙伏园与林语堂商量后写的启事：“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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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武汉到上海后，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开课第一天，林语堂就迟到了，正当学生议论纷纷时，林语堂夹着皮包走上讲台。学生以为皮包里定是教案，孰料先生倒出一堆炒熟的花生，然后微笑着分给弟子们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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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知先生耍什么把戏，未有敢动者。只见先生剥开花生，用极流利纯正的美式英语说：吃花生必吃带皮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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