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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多年后的回忆有不少不准确之处，比如，是李小峰在南云楼设宴与鲁迅和解，而非张友松在“小店楼上”请客。但张友松虽未到场，事情与他有关。是张友松帮鲁迅请杨铿做律师，为此李小峰对张友松很不满意，说他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也对张友松不满，席间二人一起贬损张友松。有人认为这引起鲁迅不满，对林语堂发了火，怕是根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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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故鲁迅与林语堂翻脸，已难以弄清。但二人冲突的心理反应，却大相径庭，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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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反应是“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一个“鄙”字，已将林语堂的人品定为卑鄙之人。而林语堂用“几乎跟他闹翻了”，“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说明林语堂还觉得与鲁迅尚未彻底闹翻，只是二人闹了一场小误会而已。通过这次风浪，套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二人的文化人格“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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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林语堂至死，也弄不明白，一桩小事为何让鲁迅如此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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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二人交往史，鲁迅从未把林语堂当成肝胆相照的人。不用多举例子，只看看1926年“L.S.十月二十三日灯下”写给许广平的信便可了然。L.S.者，鲁迅也，他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的程度，即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给许广平写信，鲁迅是敞开心扉的，毫无隐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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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具有幽默的天性，不仅表现在文章里，生活中更是诙谐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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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二人举案齐眉，生活十分美满。不久，林语堂突然对妻子说：“我们把婚书烧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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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妻子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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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婚书只是结婚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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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翠凤为丈夫的忠贞所感动，当真将婚书付之一炬。在他们结婚五十周年庆典上，有人问他们婚姻美满的秘诀，林语堂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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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金玉良缘’！秘诀只‘给’与‘受’两字，即尽量多‘给’，不计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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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后，曾到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此乃他平生第一次当官。他在武汉还编“中央日报”，其副刊曾就男女问题与人发生笔战。主张褒女贬男者，系署名“小鹿”的一位年轻女性，反其道而褒男贬女的林语堂署名“毛驴”，双方唇枪舌剑，斗得火光四溅。鲁迅的好友、副刊编辑孙伏园，为了调停，特邀“小鹿”“毛驴”吃了一顿饭。觥筹交错之后，二人同意休战。第二天，“中央日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孙伏园与林语堂商量后写的启事：“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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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武汉到上海后，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开课第一天，林语堂就迟到了，正当学生议论纷纷时，林语堂夹着皮包走上讲台。学生以为皮包里定是教案，孰料先生倒出一堆炒熟的花生，然后微笑着分给弟子们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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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知先生耍什么把戏，未有敢动者。只见先生剥开花生，用极流利纯正的美式英语说：吃花生必吃带皮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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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学生已目瞪口呆，林语堂趁势继续用英语说：花生米又称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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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喜过望，开始剥壳吃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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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又说，以后我上课一点名，愿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逃学，则幸甚，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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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击掌而笑，从此，林语堂的课，座无虚席，连别的班都赶来旁听，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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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从不举行各种考试，而别出心裁地采用“相面打分”的方式。林语堂聪慧且记性好。他上课时总会请学生起立回答问题，其学习水平，他逐渐了若指掌。期末考试时，他的课堂有别样风景。他坐在课台上，按学生名册，一一唱名，学生依次站起，他只朝对方看上一眼，往日提问时的成绩，早已烂熟于心，分数即立下。吃不准者，请到讲台前，略微用英语交谈几句，心里对其成绩就有数了。实践证明，他的“相面打分”，虽有喜剧色彩，但其公正程度，超过一般笔试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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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幽默天性，让他能创造性地、自由自在地生活。正是因为林语堂，才有了1933年至1934年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掀起的“幽默热”“袁中郎热”，并引起长达两年之久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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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社因创刊于1924年1月的《语丝》周刊而得名。林语堂因主编《语丝》等刊物，倡导“幽默文学”而蜚声文坛。林语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等是其主要成员和撰稿者。创办《语丝》，实属无奈。林语堂诸学人原与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有密切关系，此副刊便成了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后因《晨报副刊》被研究系文人把持，孙伏园愤然辞职，与鲁迅、林语堂等好友商量后，决定大家凑钱办一刊物，便有了《语丝》杂志。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大文学社团不同的是，《语丝》没有明确的宗旨，周作人为之撰的《发刊词》，只笼统地宣布“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再加上“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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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一直站在新文学运动进步阵营一边，讨伐封建势力。参与了1924年驱溥仪出宫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斗争，1926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案的斗争，也曾与《现代评论》派交过锋。《语丝》多以文艺性短评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逐渐形成风格短小泼辣的“语丝文体”，又因林语堂写了大量文章，大力提倡“寓庄于谐”，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幽默文学”，又借鉴英国随笔（Essay）式的闲适笔调、娓语式笔调，中国散文有了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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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语堂主持的《语丝》，借幽默希图超然物外的态度，鲁迅是持批评态度的。而林语堂以我行我素回答了他的老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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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后来林语堂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相互龃龉，因为其间的是非至今也难说清。但必须肯定他一生致力于提倡“幽默文学”，拓展了新文学以来的散文杂文领域。可惜的是，他提倡的“幽默文学”，未能形成独具一格的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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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提倡“幽默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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