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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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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耽搁到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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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论》的人员是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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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词，心却不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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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四天，胡适召集徐志摩诸人开会。稿子不多，且斤两也不够重，大家又觉得必须再办一个报，并且即日出版。讨论后，决定4月10日出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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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此，有点狐疑。徐志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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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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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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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有工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少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没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想的工夫罢？”（见3月29日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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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番话，问得诸位哑口无语，都觉得操之过急了，非但4月10日未能出版，《平论》也在叹息中就此夭折。胡适为《平论》写的发刊宣言《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却保留下来，后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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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抄录一部分，对了解办《平论》宗旨有帮助，对公正评价胡适，或可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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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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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办的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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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我们是能触摸到的。至于有人说此时胡适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已成为其鹰犬，其动机和根据是十分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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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胡适写《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时，国民政府发布了一条保障人权的命令，“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云云。胡适读到这一“命令”，甚为不满，“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国民党忽又明令保障，在胡适看来未免有些滑稽。联系到前不久陈德徵提案以党代法的党治政策，胡适在当年的《新月》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向国民党开了猛烈的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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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今天侵犯人权的最大非法行为者，正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它们以国家和党部机关名义，粗暴干涉言论出版自由，无理夺取私人财产，“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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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举了三个实例，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独裁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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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上个月党棍陈德徴的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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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驻唐山的军队一五二旅随便拘禁商人，严刑拷审，致使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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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例，说的是胡适在北大的老同事老朋友，因顶撞国民党党魁蒋介石本人，以“藐视领袖”，将其拘禁之事。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来到安徽。闻听，便召见法学院院长、行安徽大学校长之职的刘文典。刘文典见到蒋介石，不称“主席”而只叫“蒋先生”，蒋已不快。蒋要刘交出学潮中的共产党名单，并要严惩闹学潮学生。刘文典当场顶撞蒋介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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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是正事，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儿由我管，我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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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激烈处，蒋介石拍桌子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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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学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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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也拍了桌子，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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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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