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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高度评价了胡适的这篇檄文。是的，即便是八十六年后的今天重读，仍有其价值。《人权与约法》发表之后，立刻引起舆论界巨大的思想冲击波。胡适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激起社会广泛反响，而他面对独裁的“党国”，所表现的大无畏的战斗勇气，更是赢得各界极高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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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适又写两篇檄文，都发表在《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上，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与《知难行亦不易》。前文是对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质疑，可视为是《人权与约法》的续篇。后文是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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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带动下，罗隆基著《论人权》，梁实秋写《论思想统一》，一起向国民党开火，扔出集束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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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面对胡适等发出的思想舆论的大胆挑战，如坐针毡，无比慌乱。于是迅速布置舆论反击，连篇累牍地在各报发表批判胡适的文章。同时，于8月13日，国民党上海市第三区党部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形成决议，要求上海市党部制止胡适“学阀活动”。十一天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呈请国府、教育部撤职惩办胡适。接着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国民党党部也群起攻击胡适。教育部于10月4日，发出“训令”，出面警告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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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接到“训令”后，随手先将“训令”中的错误和别字一一标出、改正，并称“训令”“含糊笼统”，“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何在”，退回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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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惊不乱，沉着应战，是大智慧者、大无畏者的表现。最后，只给胡适一个“警告”处分，草草收场。但国民党为防御胡适等仁人志士的言论搅乱教育界的思想阵线，遂由国民党中常委炮制《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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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民党舆论“围剿”胡适的一片聒噪声中，《新月》第六号、第七号合刊上，又登载了胡适攻击国民党的檄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共同把由《新月》发起的人权运动，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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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几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仅1930年，就有两次以“诋本党，肆行反动”为由，“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及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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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提的是，在胡适掀起人权舆论运动的波澜时，1929年6月10日，蔡元培致公开信给胡适，称《人权与约法》，“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表明这位老革命一度迷路后，重回革命阵营后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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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之子张孝若，7月31日也致信胡适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要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人权与约法》）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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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汤尔和9月29日致胡适信说：“屡见只有被惩办或训饬之消息，数年以来，未见兄言论，以为沦为老朽，非复当年，今乃知贤者之未易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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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乡间的乡绅、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族叔江绍原都于10月13日给胡适写信表示，你“在上海多发点议论，实在比教功课更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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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则显得审慎，多为胡适的处境凶险担心，8月30日致信胡适：“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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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受“左倾”的激进舆论影响，自诩革命作家者流的态度。他们在这么重要的人权运动中，并未协同作战，而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突放冷箭。6月6日，《白话三日刊》发表署名“依然”的文章《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说：“胡适之，你如果真心要争取自由，就必须振作从前你们提倡的‘努力’和‘干！干！干’的精神，准备肉搏冲锋。”而《醒狮周报》则点拨胡适：“专门弄弄哲学史或文学史的好……难道不怕捉将官里去而为刘君文典之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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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要胡适赤膊上阵，一家要胡适躲进书斋，都是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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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氛围，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境界与观念形态、文化人格，是如此矛盾复杂。胡适等一些自由主义文人发动的人权运动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但胡适们在这场人权运动中展示出的胆识和勇气，给中国人权史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带有悲壮风采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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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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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新月》的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人，欲再办一个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刊物《平论》，虽颇尽力，最后因稿子“斤两似不很重”而夭折。胡适诸人的政论性很强，甚至给国民党重要一击的《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文章，只能发表在“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新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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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论》虽不能诞生，但平社的活动却照样进行。其聚会形式，乃当时最为流行的聚餐者也。首次正式活动，为1929年4月21日，正好是星期天，是在班主胡适的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宅邸举行的。胡适当天的日记记曰：“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夑林、叶公超、吴泽林，共七人。”此次聚餐除了吴泽林外，都是“新月”的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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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平社聚餐的情况。4月27日第二次聚餐，增加到九人，加了潘光旦、张禹九；第四次聚餐是5月11日，地点是在范园，到者胡适、徐志摩、张禹九、潘光旦、吴泽林、叶公超、罗隆基。这次活动由罗隆基讲述英国Fabian Society（费边社）历史，胡适根据罗的讲述，提请与会者各写一篇论文，总题目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个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胡适还拟定了各自研究的问题和日程，比如6月15日胡适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6月22日徐志摩从文学上谈，6月29日梁实秋从道德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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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出现了，该胡适发表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的那次聚餐会，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1929年6月16日胡适日记）。来者寥寥，冷冷清清，让胡适很扫兴。但胡适还是认真发言，后整理为《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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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平社聚餐，到这次聚餐至少有八次之多，约每周一次。胡适是个严谨的学者，他看不惯文人的懒散懈怠，停了半年多，才恢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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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4日，平社活动重新恢复。到会者除平社成员，还有不少在沪的学者作家，还有来自武汉大学的闻一多、青岛来的宋春舫。与会者甚众，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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