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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聚餐活动是2月11日，在胡适家聚餐。从这次起，新的平社重要成员林语堂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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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这天日记中，特别提到林语堂。在讨论“民治制度”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胡适讲了民治制度的三大贡献后，“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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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讲了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到1929年二人争论后时近时疏，后分道扬镳的经历。现在想以《子见南子》风波，引出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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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渐疏时，林语堂和《奔流》又引出了一场风波。林语堂根据孔丘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历史记载，写了一出《子见南子》的独幕话剧，发表在该年由鲁迅主编的《奔流》上。据史载，南子乃春秋宋国的美女，嫁给卫灵公，深得宠幸。关于南子，《庄子·则阳》有所描述，《论语·雍也》也有褒贬。纵观南子一生，除与兄弟宋公子朝曾有私情外，并无淫荡乱纲纪的传闻，南子只是位热衷政治，没什么大奸大恶的任性而会讨男人喜欢的小女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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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主要表现南子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精神，借古讽今，嘲笑20世纪20年代末刮起的封建复古之风。剧中对尊奉“周礼”的孔子有所揶揄。孰料1929年6月在曲阜山东第二师范演出时，当地孔子族人以“侮辱宗族”为由，向教育部提出控告。弄得热闹非凡。最后，将支持《子见南子》演出的山东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平息了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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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关《奔流》，鲁迅有《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介绍此风波始末。文章巧妙布局，引用了控辩双方的原始资料，批驳了控方。但文章已不见鲁迅的一贯犀利，似只为《奔波》择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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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载后，《子见南子》由上海大夏大学戏剧社排练公演。胡适、郁达夫等名流到场观看，以此表示对林语堂的支持。那时，林语堂还没有与鲁迅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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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林语堂的交谊，最迟也始于1918年。林语堂1916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以文学学士应清华学校之邀前往任教。据林语堂晚年回忆：他是1918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当教员时见到胡适的。胡适1917年归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后回故乡绩溪与江冬秀完婚，转年回京时，林语堂与北大教师一起去前门火车站接胡适。虽然林语堂比胡适只小四岁，见胡适从车厢从容走出，却有“仰之弥高的感觉”（林语堂语）。胡适见众人热情迎接，心情大好，随口引用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回国时充满豪气的话道：“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林语堂听闻，觉得“我们的国家突然进入了汹涌的复兴波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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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回忆，让我们见到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年轻胡适，也看到林语堂对开启新文学革命运动大幕先驱者胡适的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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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当时是清华学校的教员，根据校方规定，凡到清华学校任教满三年者，均可享受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奖学金的金额是八十美元，按各种条件制约，林语堂只获每月四十美元奖学金。美金很值钱，当时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一个月三十美金可享受很富足的生活。如在北京，可租四合院，雇用人和车夫。问题是他必须带新婚妻子廖翠凤一起出国，半额奖学金，显然不足以在美生活，爱惜人才的胡适知道林语堂年轻有为，前程无限，他出手相助，答应北京大学每月资助他四十美元，但条件是林语堂学成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林语堂欣然与胡适达成君子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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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不久，妻子因患病，两次住院手术，经济极为窘迫。情急之下，他只能向胡适求救。胡适又以北京大学名义汇去两千美元救急，这笔足以在北京买一处非常体面的四合院的巨款，解了林语堂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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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初秋，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后归国的林语堂，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回到北京后，按与胡适的约定，应到北京大学报到。首先要做的是感恩，到北京大学找校长蒋梦麟和胡适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胡适到杭州去养病，只见到校长。见林语堂不断道谢，蒋梦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特让林语堂说个明白。林语堂说完来龙去脉之后，蒋梦麟哈哈大笑，朗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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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如此爱惜人才，可敬，可敬！老弟如此真诚践诺，可敬，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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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告诉林语堂，胡适爱才心切，才和林语堂私下订了君子协定，那些资助的钱，包括两千美元，都是由胡适个人支付的。校方根本不知情，表示欢迎林语堂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复兴北京大学添把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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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胡适回京，林语堂忙去拜望胡适，表达了他的由衷的感谢，并把钱如数奉还了胡适。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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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林语堂与鲁迅交往也渐多，这并不妨碍林语堂与胡适的友谊。我们从现存的胡适和林语堂的日记和书信看，他们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和谐友情。特别是读1963年林语堂写的《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一文，可感到胡适在林语堂心目中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自林语堂从厦门大学辞职，定居上海后，特别是《新月》和平社的活动，是林、胡来往最多、关系最亲密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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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参加了平社恢复活动的第二次聚餐，是在徐志摩家。按胡适安排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程序，主讲者讲的是“伴侣结婚”，有材料说，主讲者为徐志摩，可能性不大。一是因为胡适让徐志摩讲文学，况徐的婚恋已弄得沸沸扬扬，由他讲颇为不妥，他也未必讲自己的伤心窘事。梁实秋讲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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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聚餐，由潘光旦讲《才丁两旺》。林语堂特请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聚餐。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成为全中国都熟知的人物，而是在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做驻京记者，与林语堂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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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透露了平社的几次聚餐活动的内容，文中说：“我们讨论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次胡适谈中国该走什么路，“当晚讨论的兴趣的浓厚鼓励我把这篇文字发表出来，供全国人的讨论批评”。林语堂等极表赞同。公推胡适撰写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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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林语堂在聚餐会上演讲了，他讲的题目是“制度与公性”。对此次演讲，他通读法家韩非子的著作。其日记载：“预备讲演，读韩非。”可见他是认真对待胡适交的任务，这符合他的性格。林语堂认定胡适等平社骨干的讨论“中国的现状”，“解决中国问题”的动议是积极的。他的投入其间，表明他与胡适的思想是相通的。也可证明，林语堂已成为平社的骨干。林语堂将此次演讲的讲稿整理后，发表于上海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半年后经补充写成《半部〈韩非〉治天下》，发表在《论语》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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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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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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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年底，胡适被迫迁居北平，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以他为班长的平社风流云散，上海教育界和文学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少了一位堪为领袖的胡适。文学星空中也少了一颗璀璨的星斗。一些文学史家说，胡适是在革命作家的批判声中落荒而逃的。非也，那时，革命作家们正忙着“围剿”“醉眼陶然”的鲁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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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岁尾，郁达夫的《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原本有一篇《题辞》，其中有句话，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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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得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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