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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丁玲、冯雪峰、胡也频等先后到上海，他与施蛰存也有了交谊，还特意为施蛰存的小说，写了一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热情且准确地肯定了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沈从文谈自己、议别人，都是本着艺术家探幽烛微的勇气，从不遵从道德君子的友谊情面。因此，他的直言不讳，会无意间得罪不少人。他后来与丁玲诸人的恩怨多缘于此。他有两篇文章《记丁玲》《记胡也频》，都是本着实事求是、为朋友负责的精神写的。先是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之后是丁玲从上海失踪。为了不至于忘却，沈从文写了上述两篇记录性的文字。写出真实的人生，是沈从文一生都恪守的文学准则。写老朋友，也要写出他们“最光辉的一面”和“最人性的一面”，写出多面的、复杂的、鲜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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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记丁玲》，从受“五四”召唤，写到北京读书，再到上海创作，展示了这个“圆脸长着大眼睛”的年轻女性作家的“美丽光辉”。同时写她和胡也频的同居和争吵，甚至不妥协而动手。经沈从文的调解，然后三人又笑着一起去下馆子、看电影，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灵与肉，包括他们的稚气和缺点。但当写到二人的革命信仰、奋斗，乃至胡也频英勇献身时，丁玲在外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沉默的微笑着”的沉着刚毅，让人动容。沈从文用白描的笔触，刻画出丁玲这位女革命者的丰满美好的灵魂。但心高气傲的丁玲，却认为沈从文在贬损她，丑化她。从此对沈从文有了芥蒂。新中国成立后，当丁玲以炙手可热的革命作家身份进京，执掌文艺权柄之后，见到这位老朋友，已经十分黯然的沈从文，竟是一脸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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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沈从文有机会结识了叶圣陶、胡适、茅盾等前辈，得他们的耳提面命，创作大进，收获颇丰。从1928年10月起至1930年，沈从文在胡适和徐志摩等人主办的《新月》杂志上，就连载了《阿丽思中国游记》《阿金》《旅店》《结婚之前》等小说十数篇，上海新月书店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叶圣陶、茅盾主办的《小说月报》，相继推出了他的小说《柏子》《雨后》《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等十数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旧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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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沈从文与老朋友丁玲、胡也频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红黑创作丛书》和《人间》杂志。沈从文的小说《龙朱》《参军》《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等发表在《红黑》月刊上，小说集《龙朱》也由红黑出版社出版。而丁玲的《自杀日记》小说集却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其重要小说《韦护》，也连载在《小说月报》上。这篇作品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小说是以共产党领袖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纠葛为素材的。胡也频倒常有诗歌刊于《红黑》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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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曾与丁玲、沈从文到北京旁听北京大学的课，并在那里开始文艺活动。1924年与人合编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众文艺》，署名胡崇轩在此刊发表作品。出短篇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还有诗选集《也频诗选》及戏剧集《别人的幸福》等，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不够。到了上海，先发表两部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其政治意识发生重大变化，力求以文学为革命服务。可惜政治热情并未转化为艺术魅力，党员形象概念化，甚是苍白。简单地歌颂革命，这是“左联五烈士”的创作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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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频诗选》出版时，丁玲为之作序，看得出，比起胡也频的小说，她更喜欢他的诗歌。沈从文也在后来发表的《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诗论中，认为胡也频的诗比当时走红的李金发和与鲁迅交往较多的柔石的诗，革命题旨更鲜明，社会面也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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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丁玲发表长篇小说《母亲》（第一部），写的是前一代女性的命运。发表后，文坛对《母亲》批评甚众，沈从文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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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死活看不上沈从文的。先是1925年沈从文刚艰难步入文坛，鲁迅就在7月12日《致钱玄同》之信中说：沈从文“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种种玩意儿”。八天后在《致钱玄同》中，则更轻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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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孥孥阿文”（沈从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沈从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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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是鲁迅生造，而说沈从文用女人之名写信给他，又有之弟来访云云，皆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之妄语，今已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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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鲁迅曾在斯诺面前提到过沈从文的《柏子》，是因《柏子》已被文坛公认，是给中国小说带来灵性的好作品。艺术标准使然。后来沈从文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缺乏“认真严肃”的态度，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之类列席”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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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北京、上海都生活多年，又浸于文人圈子里求发展。对这两座城市文人的生存状态是深有体验的。他文中所揭示的“文学者的态度”是属实的，况行文中也没有门派意味。但同样了解这两座城市文人生存状态的鲁迅不干了。愤然以栾廷石之名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京派”与“海派”》，批驳沈从文，文中的名句是“‘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直把“北京某先生”之沈从文，打入“官的帮闲”，鲁迅的手段真的厉害。文中又顺便嘲笑了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梅兰芳，也算旁敲侧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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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5年署名隼在《文学》月刊上写《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一文，又敲打了一下写《谈谈上海的刊物》的沈从文。只因沈从文在文中批评了《太白》《文学》《人间世》等刊物“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鲁迅曾被骂为“醉眼陶然”，沈从文批评得何过之有？鲁迅还是对沈从文冷嘲热讽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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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们曾生活在同一时期，原本有不少机会可以谋面，不幸的是两位文化巨人一直形同陌路。一个被认为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作家，并没有为自己的错怪有过道歉和自责，而一个被冤枉谩骂诋毁的作家，仅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说“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已够宽宏大量了。从此不再说一句辩解的话，这就是当时一个小作家沈从文的人格。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力量，是作家人格的力量。当今，世界读者认同沈从文，甚至曾考虑推荐他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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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后辈沈从文关系融洽。一次有人说何家槐剽窃沈从文作品，胡适为还何家槐一个公道，即刻写《致沈从文》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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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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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并且牵涉到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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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两件，请你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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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何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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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你若不用，请你付邮，或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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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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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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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 廿三.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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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得信，便“仗义说话”，为何家槐雪了冤。胡适对晚辈的尊重和呵护，尽在文字中，回顾他暗中资助林语堂读书，欣赏千家驹并破格推荐进社会调查所工作，他受到鲁迅不断无端攻击，非但不作回击，而且出面批评自己的爱徒苏雪林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的“旧文字”和“恶腔调”应该“深戒”，劝她放开胸襟，“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并说“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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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目标闯入五花八门的文坛。他的交友，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并不以政治立场论亲疏，也不以文学风格和流派画线，天真而执着地行走于文学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