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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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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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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年底，胡适被迫迁居北平，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以他为班长的平社风流云散，上海教育界和文学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少了一位堪为领袖的胡适。文学星空中也少了一颗璀璨的星斗。一些文学史家说，胡适是在革命作家的批判声中落荒而逃的。非也，那时，革命作家们正忙着“围剿”“醉眼陶然”的鲁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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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岁尾，郁达夫的《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原本有一篇《题辞》，其中有句话，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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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得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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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新书局老板怕以文字贾祸，抽去了这篇活色生香的《题辞》。为此，名流柳亚子赋诗赠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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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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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辞》和“赠诗”，是当时革命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写照，自己尚“逃亡窜匿”，“围剿”鲁迅尚力有未逮，胡适北行，另有隐情，下文将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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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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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沈从文到上海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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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沈从文从天津登上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巧的是，沈从文刚提行李走进一等舱，竟与被称为“哈佛三杰”之一，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不期而遇。吴宓是利用暑假时间去杭州见他苦恋多年的毛彦文的。吴宓原配夫人陈心，是一旧式女子，二人感情难以和谐。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苦追不舍。毛彦文曾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吴宓为表爱之至诚，与陈心离婚。孰知毛彦文另有所爱，嫁到上海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寓中。熊六十六岁，毛三十三岁。自此吴宓心灰意冷，以诗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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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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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沈从文在“天津丸”相遇，是他们初次谋面。大沈从文八岁的吴宓，素对沈从文的写作才华极为赞赏。而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也早就对“哈佛三杰”之吴宓心怀敬意，故二人相谈甚欢。当然，那时他们也未料到后来沈从文会从吴宓手里接过《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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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吴宓开始主持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那时发表的文学作品多是文言文。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遭到不少作家的批评，报馆老板也不满意。遂请来沈从文创办《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沈从文从吴宓手里接过主编职位。为办好副刊，沈从文曾邀北平知名学者、作家共商办副刊事宜。同时，沈从文还请已成为朋友的吴宓及老副刊同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谈。吴宓老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之，诗名《偕吴雨生（吴宓）沈从文坐来今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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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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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既替老友吴宓发了些停职的怨言，又写出了对沈从文另起炉灶，重建副刊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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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又广结文友，邀周作人、朱自清、林徽因等优秀作家以文相助，《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北方文坛的重镇。沈从文自己，也成为“京派”文学中重要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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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几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认为小说是暗讽自己，心存不满。沈从文遂写《给某教授》，言辞恳切，发自肺腑。从吴宓的日记看，似未因《自杀》影响二人的友谊。日记记曰：“陪企孙至北总布胡同三号金岳霖宅，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被邀至同和居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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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吴宓是君子之交，并不是挚友，非因人格，只是各自所持新旧文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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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登上“天津丸”，准备到“海派”的腹地上海发展，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是尚未真正成为“京派”作家到“海派”去体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从凤凰古城，带着湘西山水的浪漫、楚文化的瑰丽，还有出身行伍的苗族倔强血脉，及其传奇人生经历，二十岁的沈从文孤身一人来到北京。生活清苦、自修成才，转易多师。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既钟情于湘西山水，又瞩目于城市人生。1928年，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以单纯的童话文本，包裹了指斥崇洋媚外在内的多种丑行，吴宓读后，印象深刻。在他与沈从文在“天津丸”偶遇时，当天的日记上写有“沈（从文）即作《阿丽思中国漫游记》之少年也”。当然书名多了个“漫”字。1927年，沈从文写了《十四夜间》，次年又作《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两篇都是讲嫖娼故事，表现的是邂逅的忏悔和痛苦，于沉沦中绽出的一种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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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到上海，是他小说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应该说，他在1927年9月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蜜柑》，是他创作初期的成果，明显带有单纯印象式的色彩。到上海后的1928年8月10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号发表的短篇小说《柏子》是他的第一篇成名作。是他奏起进军中国文坛极富沈氏个性小说的第一声号角，从此，一个表现湘西世界的小说文本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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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后来因写延安而蜚声世界的埃德加·斯诺，在上海编译《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时，将沈从文的《柏子》收了进去。斯诺是具有文学眼光的，《柏子》呈现的湘西河流上吊脚楼露水夫妻生活、船夫与吊脚楼美丽女人炽烈的情欲，深深打动了生活在美国繁华都市的斯诺。吊脚楼凸现的劳动人民命运和悲欢，更让中国文学别开生面。连给中国小说赋予新气象的鲁迅，也在与斯诺谈中国小说时，谈到这位刚到上海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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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到上海，最先见到的是1927年夏天曾到北京通过丁玲介绍认识的诗人戴望舒。他与冯雪峰、姚蓬子、魏金枝等人一起晤面并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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