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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田汉与黄大琳结婚。这段姻缘是1925年其亡妻易漱瑜临终前达牵的红线。黄比易大两岁，二人是生死可托的知己。田汉与黄大琳结婚后，曾在给日本朋友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表示了一种淡淡的惆怅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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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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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与黄大琳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便劳燕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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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长达十万字的《我们自己的批判》，对自己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和自我批判，文中清算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感伤的倾向，已觉悟到并明确提出戏剧创作者要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问题了。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六幕话剧，借外国故事抒发反抗旧社会的思想情绪。被反动当局下令禁演，南国社也遭查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田汉即率南国社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于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这时，田汉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了井喷态势，先后写了剧本《乱钟》《梅雨》《一九三二的月光曲》《回春之曲》等。三幕剧《回春之曲》思想艺术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写此剧时，正是抗日爱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之时，剧中描写华侨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怀着满腔爱国救国热情，回到祖国抗日。该剧除了抗日救亡主线外，还有一条高维汉与梅娘忠贞不渝的爱情附线，也感人至深。全剧充满了田汉特有的抒情气氛，有诗意弥漫。《回春之曲》反映的是群众要求抗日的高涨热情，是一曲悲壮的救亡之歌，也是一首赞美爱情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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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田汉还创作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黄金时代》等电影剧本。他还创作了大量歌词，如《毕业歌》等。而在1934年，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更是唱遍祖国大地，激励鼓舞中华儿女抗日反帝的斗争，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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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被捕，后解往南京，经徐悲鸿等营救，获保释出狱就医。他在狱中，坚强不屈，将铜板磨成五角星，以示忠贞。在狱中又有诗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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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高不碍卖花声，一洛新阳面面春。慷慨狱前辞难友，依然梦里见慈亲。河山此日争奴主，朋辈都堪共死生。壁上题诗君莫笑，明朝又是石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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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出狱后，被软禁两年，但毫不畏惧，继续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出狱不久，便写出反法西斯主义的《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和《洪水》两个剧本。《洪水》以洪水决堤喻示日本恶魔的侵略，发出不抗日救亡中国就将“沉到水底”的强烈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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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一些表现，往往非常复杂，它必然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其性格和个人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有时候，后者甚至可能起到更为根本和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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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大论争，自然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现在冷静相观，鲁迅与“四条汉子”的复杂关系，以及史家们为此所下的此是彼非，与漠视当事的历史人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有关，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民间所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之语，似乎可以给此次弄得天昏地暗的文字绞杀作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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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所示，有一次，上海的中国通日本人内山完造，设宴招待他的老乡、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请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左联成员作陪。田汉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兴奋，席间他大谈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鲁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现本色。听不耐烦，索性站起离席，小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确关系不一般，田汉在日本留学时，受谷崎的虐恋小说影响较大。1927年，田汉重访日本时，谷崎热情地款待过他，曾有放纵的夜宴游。后来田汉回忆此夜宴时，还津津乐道：“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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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鲁迅在《社会月报》上发表《答曹聚仁先生信》（收在《且介亭杂文》中）。在此文中，鲁迅又有语惊四座、让人匪夷所思之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再次被人诟病。同期的《社会月报》还刊有变节的共产党员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一文，该文公开了一位革命者的名字，致二人落入国民党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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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是以一种非常手段参与此事的。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发表文章，故意把矛头指向鲁迅，称他“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想以此举逼迫《社会月报》不再继续发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鲁迅受到不白之冤，自然恼怒。一是《答曹聚仁先生信》未涉杨邨人一句，况鲁迅曾与杨邨人有过笔墨官司，素有私怨，“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纯属诬陷之辞。于是，愤怒的鲁迅便撰文斥责化名“绍伯”的田汉“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鲁迅本对田汉毫无好感，自此又结怨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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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田汉在拍摄《民族生存》时，遇到车祸。上海的3月，弥漫大雾，为抢速度，田汉一行驱车赶往吴淞口海边拍外景。行驶中突然汽车刹车失灵，连翻了数个跟头，田汉被甩出到一丈多远一号车辆的车轮之下，昏迷不醒，鲜血淋漓。人们只好将他送往医院，经七个小时的抢救，才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人们都说他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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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因被鲁迅列入“四条汉子”，田汉在“文化大革命”时殒命，这或许是另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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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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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力量对文学介入，改革着当时上海的文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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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颓废小说，是由操新文学体式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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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颓废小说，褪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社会小说的“先锋”色彩，回落到通俗层面，是适应上海现代消费文化环境而生的。有论者说，它是接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而来。非也，别糟蹋“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通俗却不庸俗，不颓唐，不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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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美颓废小说的肇始者，乃自命最革命的创造社元老张资平也。1928年自办乐群书店，一部一部地炮制粗制滥造的性爱小说，张资平由“五四”有成就的小说家，演化成了新市民庸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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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系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以小说《约檀河之水》登上文坛，他的《冲积期化石》议论过多，有点自传色彩，内容杂芜，结构松散，但却揭露了教会的虚伪、民国之初改革的不彻底，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是新文学运动后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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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归国后的早期小说，有反映留学日本生活，表现人道主义倾向的，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有写社会黑暗知识分子困苦的《白滨的灯塔》，还有的是写爱情的小说，如《梅岭之春》，表现五四运动后女性解放的生活。此类小说数量多，写得好。虽未能塑造出堪称陌生的“这一个”典型人物，毕竟写出了叛逆女性的性格，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和旧道德。其创作风格，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那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倾向有所不同。张资平的小说，多采用写实手法，注意客观描摹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从而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生存状态。在早期作家中，若论小说创作的语言顺畅，叙事描写细致，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方面，张资平算是出类拔萃者。当然他的小说因有些流于卑俗，格调不高，尤其是热衷表现性心理、性行为的色情描写，不仅使小说不堪入目，作者人格的下作也显露无遗。他的另一些小说含沙射影地攻击、丑化左翼作家，或是他与他们的恩恩怨怨所致，但后来堕落为汉奸文人，则是他丑恶灵魂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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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33年，他打着以自然写实主义、反映青年经济和性双重压迫的旗号，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五个短篇小说集，几乎都充斥着肉欲色情气息，而他对性爱、性恋心理的描写，应该说是对现代小说描写手段的丰富。除去小说的粗制滥造、故事雷同、色情恶俗之外，我们也应看到，他的小说对“性爱”本质的探寻，构成对人的现代认识的一部分，其意义也不能被抹杀。从这个意义上，鲁迅说张资平是“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并非完全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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