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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也是不认同张资平小说的恶俗倾向，他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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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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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严厉批评与张资平的“商业竞卖”是一悖论。新文学的严肃文学与堕落的商业文学并存，形成了上海文学的特质，是文学自身规律和市场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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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创造社成员叶灵凤，也是一个色调复杂、社会意识弱、个人色彩强的唯美颓废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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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凤原在上海美专读书，毕业后，从事文学插图和书刊装帧设计工作，却以小说《女娲氏之遗孽》一举成名。他受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比亚兹莱的影响，美术方面模仿王尔德唯美主义同人杂志《黄面志》的风格，写小说也极力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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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资平擅写长篇小说，那叶灵凤更爱作短篇小说。其主要小说有《菊子夫人》《鸠绿媚》《红的天使》《紫丁香》等多部。他还在报刊上连载过《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和《永久的女性》三部长篇通俗小说。长篇小说大都写伤感的爱情故事，多无新意。有人认为写这些无聊的东西，徒耗精力，并无意义。叶灵凤却说，为了那些广大的喜欢读他作品的报纸读者，“我的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未完的忏悔录·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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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他的短篇小说，则发现叶灵凤不仅是“通俗文学”的写手，而且是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他的《浪淘沙》《鸠绿媚》等有与张资平小说相同的东西，打着批判封建道德、反对禁欲主义的旗号，行写低级“性爱”色情、挑逗性欲之实。但叶灵凤小说的幻美色调，现实、历史与梦境混合，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兼容，则是张资平小说少见的。《姊嫁之夜》《内疚》等，借鉴了弗洛伊德也是明显的。我们可以视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实践者之一。他的《第七号女性》《七颗心的人》等小说，用当时最现代化的文体表现现代的都市男女。比如用充满感官刺激的意象，对话的暗示性、多义性，甚至分镜头剧本直接插入的先锋文学艺术手段，描写都市生活、现代开放女性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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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凤趋时鹜新，对都市有特殊的敏感。他看到上海出现新的“族类”，于是用西方现代派表现都市人的艺术经验，丰富改造了自己的小说。如是，叶灵凤的小说有了新感觉派的色彩，又潜藏了自己小说的旧式的温婉，在上海作家群中，独具特色，高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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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该派的成员，叫曾虚白。曾虚白是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之子。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于1929年到1931年，创办了《真美善》杂志。曾虚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接受西方唯美派和浪漫派的影响，自己又翻译过法国梅里美的作品。所以，《真美善》杂志所发表的作品，既有曾朴旧谴责、言情小说的遗风，又有曾虚白法国小说之风的流韵。《真美善》与张资平创办的《乐群》《絜茜》杂志周围，聚集了一批唯美派作家，其中重要的除了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外，还有林徽因、邵洵美、徐蔚南、张若谷、崔万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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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虚白父子，还开过真美善书店，后又创办《大晚报》。这为出版唯美派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平台。曾虚白的短篇小说集《德妹》，摆脱了旧文学的束缚，将视角投向男女关系里的私通、姘居题材，反映了大上海社会生活之一角。另一小说集《潜炽的心》与长篇《三棱》，加入了张资平怪戻的性爱的鼓噪，大写县官与女犯私通、父夺子妻、丈夫捉奸等变态性心理。《三棱》以书名就可看出是写多角的感情关系的作品。小说叙述嫂弟及第三者的三角的理不清的情感关系，同时渲染了道德与情感的纠葛。这其间，穿插了不少作者的议论，虽更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比如，小说中作者站出来议论道：“恋爱是什么，只不过是自身利益的交换而已”，“好姻缘，是交换得到了平衡；恶姻缘，是交换失掉了重心”。揭示商业性对自由恋爱观的无情穿透。即便是在当下，商业性对恋爱、婚姻的左右仍是一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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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虚白的旧言情初变为新式恋爱故事的时候，他虽然是站到专注于展示性病态的张资平一边，不免同他一样浅薄，但曾虚白对当时爱情婚姻的洞悉深度，似超过了张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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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还有一个唯美派社团绿社，主要成员有邵洵美和林徽因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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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开办了金屋书店，出版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杂志《狮吼》《金屋》。《金屋》的编辑是章克标。章克标，浙江海宁人。他写的《文坛登龙术》是一本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因而遭到鲁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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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登龙木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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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曾发在林语堂等编的《论语》上。鲁迅写《登龙术拾遗》，意在讽刺邵洵美等人，鲁迅很看不惯邵洵美娶清末大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孙女为妻，还办什么金屋书店。故在文中用“要登文坛，须阔太也”这类语言。顺便嘲讽了由友好而交恶的林语堂，以及“女诗人”。女诗人即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他曾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其诗多抒发心中悲愁伤痛的私人情怀，一些报刊加以赞扬，唯美作家曾今可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予以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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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登龙术拾遗》中，有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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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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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多次批判王尔德。不知他是否真的读过王尔德。时至今日，王尔德依然是先锋派，依然惊世骇俗。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已在中国上演，这是世界公认的王尔德“巅峰之作”。王尔德的创作的确喜欢揭露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堪的真相，但骨子里，他每每对社会的受害者给予更多的同情。“他自己就是世俗偏见和那些手拿抹布到处清洗的法西斯主义老妈子的受害者”（《跟那个声名狼藉的段子手调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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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从围绕“捐班”诗人和“富家婿”的争论，转向“文学谩骂”和“人言”事件展开新的笔墨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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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邵洵美于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谈》“新年特辑”上发表《新罪恶》，把鲁、邵间的文事纠葛公布于众，并批评鲁迅是“谩骂家”，文中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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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学作品当政治论著看，这是前年从外国学来的方法；但是把秽俗的谩骂来代替真实的批评却是二十二年（1933年——引者）中国的新发明……发明家是谁？无从考据，但鲁迅乃公认的一个正统的谩骂家。鲁迅化名不一，骂场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从曾今可起一直骂到施蛰存止：金瓶梅、性史上的字眼都搬进了《自由谈》的一个方块里……所以鲁迅尽不妨提倡在文学中号立“谩骂”门类，切勿叫它批评，而铸成本人所谓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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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此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雾，文坛定也充斥着妖气。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评鲁迅，这在当时文坛，也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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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然要针锋相对，1月22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漫骂》（收入《花边文学》）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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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笔墨刀剑交锋，比起鲁迅的强烈表达，邵洵美的反应却颇为平淡。尤其让鲁迅恼怒的是，邵洵美对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讽，对他翻译方面的轻蔑，用的是极为平静的口吻。比起太阳社、创造社诸公的粗暴简单的批评，显得老辣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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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2日，邵洵美在《人言》周刊上，发表《劝鲁迅先生》，一改嘲弄而变得颇为诚恳和无辜，所谓“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此文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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