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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1982年发表的《〈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通过与‘第三种人’的这场论争，也是暴露了左翼文艺批评界的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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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左联的贡献，那就是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1928年年底开始在上海印行的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翌年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共八册），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到1932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系统地从俄文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拉法格等人的文论，这方面译介越来越系统和注重经典原著，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研究分析文艺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先锋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潮流。当然也出现了创造社、太阳社利用一知半解的“马列主义”标榜自己，打击别人的幼稚可笑的坏风气。但在左联开展的两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因时代的局限及对马列主义认识的局限，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事批评，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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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地区，文学、演义、唱本、壁报文学在内的各种大众文学却较活跃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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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应得以澄清，说左联培育出了丁玲、张天翼、胡也频、艾芜、陈白尘、周而复、徐懋庸、聂绀弩等人，并不是事实，起码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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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成名作《梦珂》《莎菲女士日记》发表在1927年的《小说月报》，胡也频的长篇《到莫斯科去》写于1929年，张天翼给读者“一个新鲜气息”的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于1929年4月。艾芜虽参加左联，但身在上海之外，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经左翼文学阵营营救出狱，他的成名作《南行记》写于1935年。与其说是左翼文学培养了他们，莫若说，这些人是左联的骨干，是左翼文学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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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艺运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是世界范围的政治性超越文艺性的运动。因其宗旨超越了文艺范畴，有马克思反对的输出革命的味道，其影响可想而知。但在中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尽管受到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并为我党培养了革命文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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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指导左联文艺工作的时候，茅盾曾与他讨论过左联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认为“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我走过的道路》）。冯雪峰也在《冯雪峰谈左联》（与其子冯夏雄合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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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我们自己，常常把左联当作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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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左翼作家拿不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左联的文苑有些荒芜。对此，茅盾、鲁迅、冯雪峰等人共同商议，把文学创作提高到重要地位，按文学规律创作，争取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他们决定再创一个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左翼文学刊物。经研究认为，丁玲是左翼作家中文学创作最为活跃，文学性也最强，又不是标榜革命的作家，用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记忆》一文的话，“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于是合乎情理地被任命为《北斗》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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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自1931年9月创刊至次年7月被查封，共出版两卷八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北斗》为纠正左联的“左倾”，繁荣左翼作家文艺创作起到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左翼的期刊《北斗》，除了发表鲁迅、茅盾、瞿秋白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还令人瞩目地刊登了冰心、林徽因、沈从文、叶圣陶、邵洵美等人的作品，开创了团结广大作家繁荣南北文坛的新趋向、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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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又有卓越的编辑和组稿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有宏阔的心胸和个人魅力。颜雄的《丁玲说〈北斗〉》一文中，引用了丁玲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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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杂志就是要不求一律嘛。他们是我的朋友，同情支持我，我办刊物向他们拉稿，有求必应……凡是约稿，不管出了题目的和没出题目的，都没有任何规定，听作者写去。当时口头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悉听尊便。拿到稿子以后，我看一遍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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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玲的这段话，可见她尊重文学规律、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当时曾被左联视为对立面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都被丁玲的办刊思想感动，帮她拉来了冰心、林徽因等名家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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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主编的《北斗》，一扫过去的文学阴霾，给左联文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勃勃的气象，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评价《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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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左联为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办的第一个刊物，或第一次重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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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茅盾在1934年编选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北斗》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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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者除了左联的作家外，也有“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这是和以前《拓荒者》等不同的地方。以前《拓荒者》对于“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是取了关门的姿态，而《北斗》则是诱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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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是符合事实的，但“诱导”则语焉不详。后来，有人利用“诱导”一词大做文章。说《北斗》发表沈从文等人的文章，是为应付国民党的检查，有目的地策划安排将《北斗》抹上“灰色”。如此轻视非左翼作家和他们的文学价值，让人误判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生态，似乎左翼作家与非左翼作家之间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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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尊重《北斗》的历史，它证明左联的鲁迅、茅盾等作家，是一直在努力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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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步形成，瞿秋白不能不提，尽管他的文学观念“左倾”，但他是左联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很有成就，又是富有生气的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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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翌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苏俄。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主持中共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政治局书记，后曾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1年遭王明宗派主义打击，被迫离开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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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年初，冯雪峰奉命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认识了瞿秋白，并争取他参加了左联领导工作。其时，肝病发作的瞿秋白在上海过着居无定所的亡命生活，临时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园路树德里的寓所里。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书，第一次见到来茅盾家送《前哨》创刊号的冯雪峰。瞿秋白读完创刊号上鲁迅的文章，很兴奋，并即兴谈了对文章的深刻、精辟的见解。又几天，在茅盾寓所，瞿、冯二人再次相会，瞿秋白向冯雪峰表示“借此次休养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说想从事文学活动。冯雪峰向鲁迅反映了瞿秋白的愿望，鲁迅说，“我们抓住他”（《回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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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瞿秋白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有了自己住的房子，冯雪峰承揽杂务，充当信使，负责他的安全和与外界联系。瞿秋白参加左联领导工作，不是党组织的决定，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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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瞿秋白就在丁玲主编的左联公开刊物《北斗》上，以董龙、陈笑锋、司马今、史铁儿等笔名，发表《乱弹〈代序〉》《吉诃德的时代》等一系列杂文；又为《文学导报》《文艺新闻》等撰写《狗样的英雄》《猫样的诗》等犀利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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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通过冯雪峰，瞿秋白与鲁迅建立了崇高的友谊。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都心仪对方，却无缘谋面。鲁迅非常欣赏瞿秋白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瞿秋白与苏俄的特殊关系，让他能从各种渠道得到俄文原版书。瞿秋白学俄文出身，其准确的翻译使精髓不失，故鲁迅十分赞赏，认为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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