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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很少夸同时代作家的。对瞿秋白却开了先例。苏俄《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的编者G.涅拉陀夫所作关于《铁流》的序文——《十月的艺术家》，鲁迅觉得没有中译，是个缺憾，就让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译完，近两万字，甚是兴奋，立即写信给冯雪峰，赞扬原文“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鲁迅在《铁流》中译本编后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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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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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指曹靖华，补者指瞿秋白，校者则说自己。此次算是鲁迅与瞿秋白的第一次亲密合作，从此二人成了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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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材料显示，在上海，鲁迅除了登门拜访了茅盾，第二个便是登门拜访瞿秋白了。鲁迅到紫霞路六十八号瞿秋白寓所的第一次访问，是《毁灭》中译本出版不久。瞿秋白收获了鲁迅写的一幅立轴，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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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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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这段时间，翻译了列宁的论著《列夫·托尔斯泰是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文艺著述。还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艺论文，最有影响的是《〈鲁迅杂感集〉序言》。这是第一次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释鲁迅思想的论文。其中“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战士”，成为评价鲁迅的经典。直到今天，所谓进化论已普遭质疑，仍被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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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有了瞿秋白的参与，左翼文艺运动才有了一些新局面。但曾在党内执行过“左倾”路线的瞿秋白，他的理论批评有明显某些“左”的倾向，如《“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多是在政治评判层面做文章，而对文艺自身的规律没有多少深入的探究。最终未能改变左联推行的错误文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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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个正直、睿智、儒雅，带有士的某些色彩的知识分子，他一生都未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读其晚年的灵魂独白、生命挽歌，便可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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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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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在上海开展“革命文学”的论争开始，中国文学的态势一直与国际左翼运动浪潮密切相关。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就是受到苏俄“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影响而发生的混战。加之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特别是1930年左联受命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之时。“立三路线”错误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使共产党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左翼文学阵营，早就出现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等的问题，左翼文学阵营组织化后，非但未得到及时和彻底的清理，反而愈演愈烈。夏衍在很多年后写的《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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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以及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整个是处于比较“左”的政治空气当中，政治上思想上左右翼的分化，也很分明，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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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成立前后这一大背景下，研究“在革命的浪漫里涌现出来”的“富有革命情绪”（《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的作家，极富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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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说写作较早、用力较勤、影响较大的革命作家蒋光赤。他是1924年从苏联留学四年后到“黑暗萃聚的上海”的。在亭子间里生活两年，出版诗集《哀中国》。他在《海上秋风歌》及《哀中国》两首诗中，流露出惆怅忧伤的意绪：“海上秋风起了……满眼都是悲景啊”，“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在高涨的群众运动的召唤下，蒋光赤写了诗章《血祭》，呼吁与敌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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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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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首诗《寄友》里，诗人高喊出：“朋友，我觉悟了，我们要把枪柄拿到自己的手里！”号召坚持武装斗争，这在当时的诗界，不啻一声响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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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生在小商人家庭，五四运动时，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早年开始写新诗，后结集，出版第一本诗集《新梦》。他的自序中，有这样铿锵的话：“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年轻革命者的诗集中，有抒写诗人出国寻求革命真理的豪情，有为“痛苦的劳动兄弟”倾诉激情的咏叹，有表达新生活的欢唱，有哀悼列宁逝世的挽歌，有对革命之都莫斯科抒怀的《莫斯科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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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又如通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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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诗人，意气风发，以饱满的激情、奔放的旋律，为莫斯科，为十月革命胜利而歌。《新梦》与瞿秋白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同为我国早期歌颂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开先河的文学作品，其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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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光赤的诗作并不多。尽管他气质、风格更接近诗歌，但他却从1925年始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小说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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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写穷乡僻壤的佃户少年汪中，在父母被地主迫害致死后，流浪他乡的故事。这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但蒋光赤《少年飘泊者》与众不同的是，小说中有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北伐战争，最后牺牲沙场的人物形象，直接展示了“五四”到“五卅”这段历史的广阔而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生活。诚如他自己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要求作家在看取生活时，要“把头抬高一些，眼光放开一些”。尽管小说流露出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在刻画人物方面乏善可陈，结构故事也力所不逮，但小说洋溢着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爱憎分明的态度，还是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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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光赤在生活中和作品中，都以革命者示人，但他的小说中时不时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这是他们那一代所谓革命作家骨子里的书生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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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蒋光赤出版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写民族、阶级矛盾和爱情故事。一年后蒋光赤又把目光转向城市，其中篇小说《短裤党》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为背景，写的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经过和失败。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次工人斗争历史事件的面貌和社会氛围，既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杀戮暴行，又着重描写了工人斗争领导者杨直夫等人的坚定忘我，工人李金贵等不畏牺牲的光辉品质。蒋光赤率先在其小说中描写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一尝试，弥足珍贵。蒋光赤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一文中表示，立意要做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从小说的艺术上看，《短裤党》是一篇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不具艺术魅力的作品，此外，个别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宣扬暗杀复仇主义等也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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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赤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时，在《短裤党》里勾勒出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但随着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看到革命浪潮的退却、现实生活的蜕化和没落的现实，革命锐气立刻消沉，情绪也悲愤消极。他的《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三篇小说，就分别写了斗争中牺牲、以暗杀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以自杀以结束斗争的消沉、颓唐、沉沦的内容，与《短裤党》的激扬振奋精神大相径庭，他的《丽莎的哀怨》则是这类作品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写一白俄贵族女人，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将其昔日豪华尊贵的贵族生活与眼下的卑贱、沦落相对照，自有一种人性深深的哀怨。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读者。小说发表后，立刻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怒斥，华汉（阳翰笙）在《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中，不仅完全否定了《丽莎的哀怨》，连对一些肯定此小说的文章也一律指为“有毒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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