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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的崛起，尚未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但却是一支新锐力量，“左联五烈士”便是这支新生力量中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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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1901—1931），名赵平复，早期从事教育工作，受新文学运动的感召，参加新文学运动。二十二岁开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疯人》写个性解放。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虽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但还是表现了大革命中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思想状态。中篇小说《三姐妹》与《旧时代之死》同一题材，都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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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柔石到上海，从《柔石作〈二月〉小引》中，可知他到上海后与鲁迅走得较近。在鲁迅帮助下，一方面译介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作品，一方面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等期刊，这些活动，特别受鲁迅影响，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时所创作的短篇集《希望》，不再写宏大题材，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庸、卑鄙的人物与故事，其现实意义生活气息都超越了早期作品，其艺术风格也个性化了，笔调朴实，感情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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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月》，鲁迅为之作《小引》。鲁迅慧眼识珠，他在评价小说主人公年轻的肖涧秋时，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从塑造人物着眼，认定肖涧秋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予以肯定。肖涧秋离开学校后，仕途坎坷，人生漂泊，来到看似世外桃源的芙蓉镇，他想过平静冲淡的生活，但后来发现，芙蓉镇依如别处，同样是凄苦、世俗和凡庸。对于曾怀一腔热血的肖涧秋来说，他想用个人的努力，改变芙蓉镇僵死的现状。他开始帮助孤儿和寡妇改变悲哀的处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流言蜚语，诬蔑非议。寂寞中他获得了爱情的温暖，却仍无法排遣积郁心头的空虚和苦痛。于是他再次选择了漂泊。至此，小说完成了对在革命浪潮面前犹豫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另几个人物如陶岗、文嫂等人也写得各具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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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的《二月》具有浓郁优美的抒情色彩，富有诗意，叙事也细腻流畅，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不解的是，《二月》发表之时，左翼批评家包括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内，对于柔石的小说创作推崇备至，而到1964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尚未公演，竟遭到“左倾”文艺思潮包括那批左翼批评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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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时，柔石与鲁迅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仍坚持创作。193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柔石以诚挚的笔触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位穷苦妇女为了生计，被丈夫出典给邻村的一个有钱秀才，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屈辱地生活了三年，等她为秀才生下一男婴，就被只身赶回原来的家，依然过着苦难的生活。这篇小说较之《二月》等，伤感的情调消失了，多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悲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柔石正“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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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6月，柔石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将会上的见闻写成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10月在《前哨》发表长诗《血在沸》，以此纪念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四个月后自己又被国民党杀害。柔石是血泊中倒下的一位革命战士，一个年轻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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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1903—1931），比柔石小两岁，茅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烙印的作家”（《女作家丁玲》）。“左联五烈士”何尝不是这样的作家呢？关于胡也频，前面从沈从文、施蛰存的文章中，读者应有所认识。只是因其被丁玲的光芒遮掩，有些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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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于1924年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与丁玲、沈从文相识，也是从那年开始文学活动，他与人合编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众文艺》。他的早期作品多署胡崇轩名，在《民众文艺》上发表，此后数年内其作品虽不如丁玲那样光芒四射，数量却很大。有短篇小说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诗集《也频诗集》，戏剧集《别人的幸福》，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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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也频的作品，发现其早期涉及题材广泛，多是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打捞，虽杂驳浅显，却有生活气息，而非臆造。后来，题材多集中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描摹刻画。或许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稍显不够，可喜的是，作品中没有太多的像当时年轻的革命作家惯有的勉强注入的政治意识。文笔也明快流利，间或流露出活泼的幽默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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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发表长篇处女作《到莫斯科去》，次年又作长篇《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仅从小说的本名，即可透露出胡也频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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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与丁玲、沈从文于1928年春同到上海发展。沈从文的创作将主要精力集中湘西世界，《柏子》也是确立其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一直对沈从文持偏见的鲁迅也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已成为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与沈从文不同，胡也频此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逐渐明确地以文学为武器为革命服务。他的《到莫斯科去》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文学实践。小说中的女主角素裳，是位有丈夫的“新女性”。厌倦了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生活，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在各种思潮迷乱人眼，令她迷惑彷徨时，共产党人施洵白出现了，在其引领下，找到正确的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念，且收获了爱情，并决定一起去赤色之都莫斯科。孰料，她的官僚丈夫徐大齐，将施洵白捕杀，素裳毅然独自踏上去莫斯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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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莫斯科去》政治倾向鲜明，但可惜的是，澎湃的政治热情并未与具体的艺术描写融合在一起。革命者施洵白在小说中只是个概念政治符号，还远远够不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素裳这一人物的思想转变，也缺乏足够的艺术铺垫，显得异常苍白。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多主观阐述、缺乏生活实践的作品，抑或说更像是胡也频按照某些政治观念，制作出来的政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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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生活，反映年轻人在选择革命道路上的问题。刘希坚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爱人白华则受无政府主义吸引。五卅惨案发生，二人的思想、行动受到了考验。白华终于在实际斗争的教育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该小说比《到莫斯科去》多了社会实际斗争的描写，注意在斗争发展中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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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的最后一篇小说《同居》在没有亲身经历的臆想下，企图写出革命根据地崭新的生活和斗争，结果仅有一腔对新生活的激情和喜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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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胡也频同为革命作家，都经历过第一次国内战争风暴的洗礼，甚至丁玲1930年写的长篇小说《韦护》，与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都是写同一时代的知识青年寻求革命之路的主题。但作品却相差甚远，除了才华和天赋之外，差别在于丁玲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胡也频却一直信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就过去了”，他要寻求“无产阶级的文艺”。这句话是郭沫若在1928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的《英雄树》中说的。但这不是郭沫若想出来的，而是贩卖波格丹诺夫的论调。他们认为文艺创作的实质是“通过生动的形象组织社会经验”，因而也是“组织人们的手段”，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左联的革命作家们，对此如获至宝，奉为圣旨。于是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代替文学，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对文学队伍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作家，大肆“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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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对文学的阶级性片面、狭隘的理解，指导左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其结果便是左翼作家难以写出好作品，其中胡也频作品影响甚微，并不是仅有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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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1909—1931），即徐白、白莽，是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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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先引了林莽先生写的《白莽印象记》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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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的诗人彼得斐（通译裴多菲）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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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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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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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笔下，殷夫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貌很端正，皮肤黑黑的，他对鲁迅自我介绍说，姓徐，象山人。鲁迅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人是个很奇怪的名字？殷夫说，她就喜欢起得名字怪怪的，罗曼谛克吧。并说，自己已和她有些不大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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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殷夫，鲁迅将译文和原文粗粗对了一遍。发现几处误译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似乎他不大喜欢“国民诗人”这个词，都译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鲁迅接到了殷夫的一封信，说很后悔和鲁迅相见，自己的话多，鲁迅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鲁迅便回了一信，说初次见面，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告诉他不应该有自己的爱憎，将“国民诗人”改成“民众诗人”。后来，鲁迅还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否再译几首裴多菲的诗，以供读者参看。殷夫果然译了几首，又登门拿给鲁迅，此次谈话比上次“多了些”。不久，裴多菲的传和诗都登在《奔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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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殷夫的第三次见面，鲁迅说“记得是在一个热天”。那天有人敲门，鲁迅开门后见是殷夫，只见他身穿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次，殷夫才告诉鲁迅自己是个革命者，他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衣服和书籍包括鲁迅送的那两本书已全部被没收。身上这件棉袍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此次被捕，即是林莽文中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鲁迅见状，忙付了稿费，让他买件夹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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