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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与丁玲、沈从文于1928年春同到上海发展。沈从文的创作将主要精力集中湘西世界，《柏子》也是确立其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一直对沈从文持偏见的鲁迅也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已成为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与沈从文不同，胡也频此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逐渐明确地以文学为武器为革命服务。他的《到莫斯科去》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文学实践。小说中的女主角素裳，是位有丈夫的“新女性”。厌倦了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生活，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在各种思潮迷乱人眼，令她迷惑彷徨时，共产党人施洵白出现了，在其引领下，找到正确的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念，且收获了爱情，并决定一起去赤色之都莫斯科。孰料，她的官僚丈夫徐大齐，将施洵白捕杀，素裳毅然独自踏上去莫斯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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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莫斯科去》政治倾向鲜明，但可惜的是，澎湃的政治热情并未与具体的艺术描写融合在一起。革命者施洵白在小说中只是个概念政治符号，还远远够不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素裳这一人物的思想转变，也缺乏足够的艺术铺垫，显得异常苍白。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多主观阐述、缺乏生活实践的作品，抑或说更像是胡也频按照某些政治观念，制作出来的政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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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生活，反映年轻人在选择革命道路上的问题。刘希坚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爱人白华则受无政府主义吸引。五卅惨案发生，二人的思想、行动受到了考验。白华终于在实际斗争的教育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该小说比《到莫斯科去》多了社会实际斗争的描写，注意在斗争发展中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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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的最后一篇小说《同居》在没有亲身经历的臆想下，企图写出革命根据地崭新的生活和斗争，结果仅有一腔对新生活的激情和喜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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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胡也频同为革命作家，都经历过第一次国内战争风暴的洗礼，甚至丁玲1930年写的长篇小说《韦护》，与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都是写同一时代的知识青年寻求革命之路的主题。但作品却相差甚远，除了才华和天赋之外，差别在于丁玲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胡也频却一直信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就过去了”，他要寻求“无产阶级的文艺”。这句话是郭沫若在1928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的《英雄树》中说的。但这不是郭沫若想出来的，而是贩卖波格丹诺夫的论调。他们认为文艺创作的实质是“通过生动的形象组织社会经验”，因而也是“组织人们的手段”，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左联的革命作家们，对此如获至宝，奉为圣旨。于是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代替文学，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对文学队伍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作家，大肆“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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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对文学的阶级性片面、狭隘的理解，指导左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其结果便是左翼作家难以写出好作品，其中胡也频作品影响甚微，并不是仅有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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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1909—1931），即徐白、白莽，是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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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先引了林莽先生写的《白莽印象记》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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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的诗人彼得斐（通译裴多菲）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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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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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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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笔下，殷夫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貌很端正，皮肤黑黑的，他对鲁迅自我介绍说，姓徐，象山人。鲁迅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人是个很奇怪的名字？殷夫说，她就喜欢起得名字怪怪的，罗曼谛克吧。并说，自己已和她有些不大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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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殷夫，鲁迅将译文和原文粗粗对了一遍。发现几处误译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似乎他不大喜欢“国民诗人”这个词，都译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鲁迅接到了殷夫的一封信，说很后悔和鲁迅相见，自己的话多，鲁迅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鲁迅便回了一信，说初次见面，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告诉他不应该有自己的爱憎，将“国民诗人”改成“民众诗人”。后来，鲁迅还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否再译几首裴多菲的诗，以供读者参看。殷夫果然译了几首，又登门拿给鲁迅，此次谈话比上次“多了些”。不久，裴多菲的传和诗都登在《奔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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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殷夫的第三次见面，鲁迅说“记得是在一个热天”。那天有人敲门，鲁迅开门后见是殷夫，只见他身穿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次，殷夫才告诉鲁迅自己是个革命者，他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衣服和书籍包括鲁迅送的那两本书已全部被没收。身上这件棉袍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此次被捕，即是林莽文中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鲁迅见状，忙付了稿费，让他买件夹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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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很为那本书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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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巡警）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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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这里，似在写两本明珠暗投的书，但句句都在写那位“面貌端正，颜色是黑黑的”革命者诗人殷夫，文字间喷涌的是惋惜和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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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十八岁时即参加革命斗争，第一次被捕是1927年4月在上海。两年后，他离开学校，当了职业革命者，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火热的斗争，激发了他的诗情，他遂以殷夫、白莽、莎菲等笔名，发表了《梦中的龙华》等政治鼓动诗，在他主编的秘密发行的《列宁青年》和左联办的《拓荒者》《萌芽月刊》等期刊发表后，很有影响，其诗被称为“红色鼓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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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背叛了贵族家庭的年轻诗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周年当天，写了《别了，哥哥》这首诗篇，诗的最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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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哥哥，别了，以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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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站在革命立场，与他成了国民党官僚的哥哥分道扬镳。其兄徐培根，为当时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1934年因航空署被焚毁，曾被捕入狱。表达了他不仅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更宣告与整个剥削阶级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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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这首诗，以纪实的手法，情景交融地描写深夜一次工人集会，工人们虽很疲倦，但他们热情高涨，开朗地笑着，相互鼓励叮咛，天亮后又要去战斗。《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这首诗呈现了工人浩浩荡荡地游行，一路高呼口号的情景场面：“晨曦中翻飞，像队鸽群”的“白的红的五彩纸片”，“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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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的诗，虽被称作“红色鼓动诗”，但绝不是标语口号那一类，而是洋溢革命激动，刚健中透露着清新，有画境又有明快节奏，能打动人心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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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生前将1924年至1929年所写的共六十五首诗，编成诗集《孩儿塔》。可惜因殷夫就义，未能出版。幸哉，殷夫编成的诗集《孩儿塔》保存在鲁迅处，鲁迅为之作了序。但几经努力，《孩儿塔》终未出版。1936年4月，鲁迅将为《孩儿塔》诗集所作的序，发表在《文学丛报》第一期上，题为《白莽遗诗序》，后又编在自己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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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追悼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现在又为殷夫的遗作作序，鲁迅的心当然再次被触痛。这里只摘录鲁迅对殷夫的人和诗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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