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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蒋光赤在久违的诗歌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中对社会批评作答，蒋光赤歌曰：“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同时在诗的序中写道，“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感情是寂寞孤独的，是与反动派势不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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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期内，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太阳社与创造社先后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都提倡革命文学，太阳社公开宣言，“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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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刊》1928年7月停刊，蒋光赤又创办《新流日报》和《拓荒者》等。他在《新流日报》第一期《编后》中声称：要“想对目前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看得出，经历了悲观、低沉、消极的那段经历后，蒋光赤又热情高涨起来。对此，有的文学史中说，“蒋光赤称这些活动（办刊），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此评有些溢美。太阳社并创造社的活动，从其影响看，一方面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贡献；而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也给当时的中国文坛，特别是对左翼作家造成不少的混乱。提倡革命文学，功不可没；以革命者自居，制造宗派主义，“围剿”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错误严重，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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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蒋光赤去日本，创作诗歌《我应当归去》及日记《异邦与故国》。抒发他遥念祖国、朋友和人民及渴望参加斗争的情怀。重要的是他在日本期间，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和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了其中一些作品。此外，他还与日本革命作家交流，受益匪浅。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的土地》便是访日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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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思想状态，与同在日本的茅盾写的《虹》（未完篇）题材相同。但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二者相去甚远。蒋光赤的小说，在表现人物时，多有幻想色彩，缺乏生活基础，并掺杂某些狂热的描写。而从未以革命作家自居的茅盾之《虹》，虽也未达到“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的计划，但小说的主人公梅行素，却塑造得鲜活丰满，其性格发展也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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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蒋光赤于193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是其作品中最成熟的一部，并说“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中共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笔者认为《咆哮的土地》确实是蒋光赤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更具开创意义的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以崭新的面貌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回归，生机勃勃地出现在当时的小说领域，“除了蒋先生之外没有第二个”。这句话是《咆哮的土地》更名为《田野的风》出版后，在1932年《现代》杂志发表的书评中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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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光赤同时出现的革命作家中，大多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如阳翰笙、龚冰庐、钱杏邨、楼适夷等。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及其文学活动，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了初步的拓荒工作。鲁迅在1931年出版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暼》中，对此加以肯定，认为在“新分子里，很有其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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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若干年后，鲁迅深受其苦，便将其骨干斥为“四条汉子”，并加以讨伐。其间的是非曲直，殊非语言所能道断，其真谛或可由后人所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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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左联五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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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7日，左联作家有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及尚未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与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牺牲的这五位年轻作家，史称“左联五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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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烈士”就义后，左联即刻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国民党暴行，国内外进步力量也声讨这一暴行。3月30日创刊不久，由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发表《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将这一血腥暴行透露于世。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其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其中有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同时有《五烈士小传》等文章。因《前哨》为地下期刊，故秘密发行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不久《前哨》即被当局查禁，后改为《文学导报》，出到第八期再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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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出版的《文学导报》，刊出了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发表的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对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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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的崛起，尚未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但却是一支新锐力量，“左联五烈士”便是这支新生力量中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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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1901—1931），名赵平复，早期从事教育工作，受新文学运动的感召，参加新文学运动。二十二岁开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疯人》写个性解放。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虽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但还是表现了大革命中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思想状态。中篇小说《三姐妹》与《旧时代之死》同一题材，都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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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柔石到上海，从《柔石作〈二月〉小引》中，可知他到上海后与鲁迅走得较近。在鲁迅帮助下，一方面译介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作品，一方面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等期刊，这些活动，特别受鲁迅影响，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时所创作的短篇集《希望》，不再写宏大题材，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庸、卑鄙的人物与故事，其现实意义生活气息都超越了早期作品，其艺术风格也个性化了，笔调朴实，感情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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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月》，鲁迅为之作《小引》。鲁迅慧眼识珠，他在评价小说主人公年轻的肖涧秋时，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从塑造人物着眼，认定肖涧秋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予以肯定。肖涧秋离开学校后，仕途坎坷，人生漂泊，来到看似世外桃源的芙蓉镇，他想过平静冲淡的生活，但后来发现，芙蓉镇依如别处，同样是凄苦、世俗和凡庸。对于曾怀一腔热血的肖涧秋来说，他想用个人的努力，改变芙蓉镇僵死的现状。他开始帮助孤儿和寡妇改变悲哀的处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流言蜚语，诬蔑非议。寂寞中他获得了爱情的温暖，却仍无法排遣积郁心头的空虚和苦痛。于是他再次选择了漂泊。至此，小说完成了对在革命浪潮面前犹豫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另几个人物如陶岗、文嫂等人也写得各具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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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的《二月》具有浓郁优美的抒情色彩，富有诗意，叙事也细腻流畅，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不解的是，《二月》发表之时，左翼批评家包括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内，对于柔石的小说创作推崇备至，而到1964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尚未公演，竟遭到“左倾”文艺思潮包括那批左翼批评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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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时，柔石与鲁迅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仍坚持创作。193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柔石以诚挚的笔触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位穷苦妇女为了生计，被丈夫出典给邻村的一个有钱秀才，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屈辱地生活了三年，等她为秀才生下一男婴，就被只身赶回原来的家，依然过着苦难的生活。这篇小说较之《二月》等，伤感的情调消失了，多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悲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柔石正“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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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6月，柔石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将会上的见闻写成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10月在《前哨》发表长诗《血在沸》，以此纪念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四个月后自己又被国民党杀害。柔石是血泊中倒下的一位革命战士，一个年轻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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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1903—1931），比柔石小两岁，茅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烙印的作家”（《女作家丁玲》）。“左联五烈士”何尝不是这样的作家呢？关于胡也频，前面从沈从文、施蛰存的文章中，读者应有所认识。只是因其被丁玲的光芒遮掩，有些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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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于1924年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与丁玲、沈从文相识，也是从那年开始文学活动，他与人合编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众文艺》。他的早期作品多署胡崇轩名，在《民众文艺》上发表，此后数年内其作品虽不如丁玲那样光芒四射，数量却很大。有短篇小说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诗集《也频诗集》，戏剧集《别人的幸福》，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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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也频的作品，发现其早期涉及题材广泛，多是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打捞，虽杂驳浅显，却有生活气息，而非臆造。后来，题材多集中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描摹刻画。或许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稍显不够，可喜的是，作品中没有太多的像当时年轻的革命作家惯有的勉强注入的政治意识。文笔也明快流利，间或流露出活泼的幽默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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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发表长篇处女作《到莫斯科去》，次年又作长篇《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仅从小说的本名，即可透露出胡也频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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