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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郁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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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说，这信表明“鲁迅参加了一次实际战斗，同时还可以以此来公开地宣布他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了”。这有点欺罔之嫌。信中明明表达他对有些人的“左倾”失当做法不满，有些上当受骗之怨。这是鲁迅已经意识到的，李立三所推行的“革命高潮”全国胜利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所以冯雪峰带李立三见鲁迅时，鲁迅严正拒绝李立三希望他发表宣言，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的请求。而“自由运动大同盟”，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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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岁尾，冯雪峰到江西瑞金，中央书记张闻天给他安排了担任中央苏区党校的教务主任的新工作。不久，被排挤的毛泽东为筹备1月22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一个党中央领导成员，一个“湖畔”诗人，毛泽东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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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毛泽东来到冯雪峰住处，说，咱不谈红米南瓜，不谈地主恶霸，只谈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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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传播甚广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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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说，有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罢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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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对鲁迅的看法，刺激了毛泽东。毛泽东从此潜心读鲁迅的书，后在延安窑洞找自称“鲁迅是我爹，毛泽东是我大哥”的萧军谈话，也围绕着鲁迅。学者孙郁曾说，“毛泽东私下对鲁迅的看法，和公开场合的表述大异。私人语境与公共语境的差异，倒可看到中国社会的复杂话语逻辑。政治人物的言论考虑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使命”（《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语多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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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向毛泽东说，博古曾打算叫鲁迅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教育工作。毛泽东认为鲁迅当然是在上海的作用大，与冯雪峰的看法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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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久，冯雪峰便告别了鲁迅，随毛泽东踏上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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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冯雪峰回到上海。鲁迅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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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了这几年，我被他们摆布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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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鲁迅又说：“共产党掌权了，第一个祭刀鬼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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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在《他活在善良的人心里》一文中，记述了这句话。还说冯雪峰听了鲁迅的悲叹，极度不安地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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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所以如此悲观，不仅因为太阳社、创造社诸共产党员作家，以讨论革命文学为借口，对他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接着“四条汉子”盛气凌人地对他发号施令，极不尊重。就在此前不久，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时，周扬、郭沫若、茅盾等再次攻击鲁迅。这不能不使鲁迅茫然、愤怒，甚至对共产党、共产党人的革命立场、人品、道德产生怀疑。鲁迅编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时，说不仅是为了纪念死者，也纪念自己，便是这种悲观情绪的流露。以鲁迅的个性，他向冯雪峰说的那些话，算是相当克制和客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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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冯雪峰，很快意识到，周扬、郭沫若、茅盾攻击鲁迅，后台是第三国际这个太上皇。冯雪峰一次听到有第三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议论鲁迅的不是时，便跳起来大骂史沫特莱，直到她痛哭为止。冯雪峰后来说，他这么做，“有点借题发挥”，出出心中的闷气而已。最后，冯雪峰找到有可能有第三国际背景或可以对它有影响的宋庆龄。他知道，以宋庆龄的威望、人品，加上他对中国社会及鲁迅的了解，肯定比远在海外的那些操纵中国革命的洋人要强得多。他经常到宋府请益，汇报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得到了她的信任。这对改善鲁迅的处境，无疑是有利的。但真正改变鲁迅悲观情绪的，是毛泽东关于“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略。看到有关文章，鲁迅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鲁迅遂嘱咐冯雪峰将刚出版的《海上述林》“皮装本送给毛泽东，绒布装本送给周恩来”。此前一周，冯雪峰已“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是特地送给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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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铺垫之后，冯雪峰“力劝鲁迅，与周扬等论争要注意大的方向”，“应首先在政治路线上明确表态，站在毛主席的‘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来，不要在一些小问题上与他们纠缠”，“鲁迅欣然接受了我这一建议”（《为鲁迅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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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病情加重后，不能提笔著文，冯雪峰成了他唯一的代笔者。历史常常捉弄人，为文学大师鲁迅代笔，原是极荣耀的事情，但却因他代笔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不仅伤害了无辜的小人物徐懋庸，也断送了冯雪峰自己的政治生命，后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流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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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代笔，并经鲁迅修改补充的第一篇长文。此文之所以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极为重视，是因为它传达了毛泽东“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使两个口号之争，表面上偃旗息鼓。但它作为这么重要的文章，写得并不严谨，掩盖了一些历史真相。对小人物徐懋庸的声讨，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不论，笔者在《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及此案，此处不重复。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两个口号的争论的是非功过问题，谈得最完整、最全面的意见，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23日下午，对徐懋庸的一次谈话。我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关于1938年的章节，详细介绍。此处也不赘。这里要说的，是冯雪峰后来承认，文中从正面提到茅盾和郭沫若，是他说服鲁迅经其同意硬加进去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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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茅盾还系“国防文学”派，站在鲁迅的对立面，鲁迅不可能找他去商量另提口号的事。既然鲁迅在答徐文中说了，他（茅盾——引者）也就将错就错，到处这么说。其实这事还得怪我，是我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绑架”了他，也“绑架”了郭沫若，这两人在“国防文学”派中是有影响的。（《为鲁迅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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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隔阂，是众所周知的。仅举一例。1930年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东渡日本前，曾托冯雪峰向鲁迅求字，鲁迅于1932年知沈松泉访日归沪，就写了条幅《偶成》，让冯雪峰给他。冯雪峰见其中一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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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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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和鲁迅“绑架”了郭沫若、茅盾之后，文坛并未出现他们期待的“另一番更为可观的景象”。先是周扬们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质疑。接着又对冯雪峰笔录鲁迅之《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掀起声讨风浪。有人公开著文说这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假冒鲁迅之名，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中删除掉……鲁迅已去，这一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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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冯雪峰曾经对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感慨地说：“当时人手少，资料缺，又在极恶劣的环境中，赶编出来，很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错误，有些错误是人为的。当时担任编辑的是几个作家……他们看不懂就随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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