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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冯雪峰结交后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便是冯雪峰首次见鲁迅时，谈的那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冯雪峰在见鲁迅前就着手准备这套丛书。到上海后，正逢“革命文学”大论争。冯雪峰感到论争的双方理论修养都有欠缺，深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正巧，戴望舒、苏汶、刘呐鸥等作家也有从事这方面的想法。于是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就水到渠成，他甚至都筹备好，此丛书由水沫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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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的想法，与鲁迅不谋而合，共同批定此套丛书的书目，后由十二种增至十六种（实际上出版了八种）。冯雪峰和鲁迅翻译了七种。而夏衍、冯乃超等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所该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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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丛书装帧精致，由装帧大家钱君匋统一设计。虽因国民党当局查禁，发行受到影响，但这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实实在在的成果，远比文学创作收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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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卓有成绩的合作，加深了鲁迅与冯雪峰的友谊。有人说鲁迅的日记，有个习惯，就是大凡熟悉的、有关政治人物的，他是一般不载入日记的。此说也未必，对于重要的政治人物冯雪峰，似就是个例外。仅1929年，鲁迅日记便有三十四条记冯雪峰，比交谊更深的柔石多了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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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20日，鲁迅有一条很有趣的关于冯雪峰的日记：“雪峰来，假以稿费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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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冯雪峰没有固定收入，稿费也入不敷出，生活拮据，而他从不开口向鲁迅借钱。鲁迅早看在眼里，为不伤其自尊就想出很体面的以支付稿酬的办法，借钱给冯雪峰，以解燃眉之急，足见鲁迅良苦用心。而冯雪峰也以君子之风，用过后如数奉还。二十五天后，“夜雪峰来并还泉卅”（鲁迅1929年8月15日日记）。两个月后，冯雪峰到鲁迅家。鲁迅又付给冯雪峰校对《艺术论》的稿费五十元。冯雪峰回家后，想起《艺术论》的翻译稿酬五十元鲁迅已寄给他了。鲁迅又付校对费，显然是想改善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就于第二日又寄回给鲁迅。鲁迅仍坚持给了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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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能“从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一是靠自己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用他的名言表述便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帮助。冯雪峰就是中国共产党特意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者。冯雪峰对鲁迅的转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瞿秋白是作为个人成为鲁迅的朋友影响过他，而冯雪峰则是受党组织的委托，是组织行为，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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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到上海后，一直在找党组织，大约在1929年上半年，与创造社的共产党员冯乃超等人有了接触，从此，他就到创造社过组织生活。据曾在这个支部当过支部书记的黄耀在《关于上海闸北区文化支部》一文中说：“文化支部根据上级区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同志负责和鲁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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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太阳社利用“革命文学”的论争“围剿”鲁迅时，党中央干预了这件事，要求停止论争。据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一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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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记得是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他同我谈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联”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联”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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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所以同意成立左联，还同意与“围剿”过他的创造社、太阳社成为左联的自己人，正是因为冯雪峰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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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党中央任务的冯雪峰在1929年这一年，与鲁迅有极频繁的交往，每次交谈也很长，“常常秉烛夜谈。谈一两个小时，乃至四、五个小时，从上半夜谈到下半夜二、三点”。我们从许广平写的《鲁迅和青年们》一文，看到了冯雪峰的谈话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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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鲁迅）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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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的坚持、锐气，鲁迅的包容、善意，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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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冯雪峰，与他的部下楼适夷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时光时，有点自责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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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当时这样做党的地下工作，对鲁迅先生，是不是有点‘强迫命令的样子’？”（《怀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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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此，有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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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冯雪峰），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主场上，他是对的。（《鲁迅和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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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真像冯雪峰所说的那样和善和轻易相信别人吗？非也。据柔石说，冯雪峰写过的《革命与智识阶级》，鲁迅看过，当时很不以为然，说道：“这个人，大概也是创造社一派！”是冯雪峰后来写的回忆文章，淡化乃至掩盖了鲁迅的多疑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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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而有些偏激，有时又有些随和富有多面性的鲁迅，对政治立场是绝不含糊的。他之所以从善如流地接受冯雪峰的劝说，是因为他一直“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从冯雪峰的身上，感受到一个党的思想力量和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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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与冯雪峰的亲密接触中，咀嚼和不断否定自己的某些旧思想和旧情感，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他找到了克服自己矛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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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在努力争取鲁迅参加并领导左联工作之后，党又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便是动员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据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回忆，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要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就派人告诉他，让他先征求鲁迅的意见。他找到鲁迅后，鲁迅不大同意这种方法，认为一成立就可能解散，但还是同意做发起人之一。最后潘汉年和鲁迅谈过几次话，就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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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13日，在上海汉口路江西路的圣公会教堂召开成立大会，鲁迅、郁达夫、画室（冯雪峰）等五十一人作为发起人。会后鲁迅还到大学去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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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鲁迅所预料，不久国民党强硬地对付大同盟，禁止大同盟派人到大学演讲，与租界巡捕房联手，解散租界内大同盟分会，秘密逮捕盟员。又据传，当局还“通缉鲁迅等五十一人”。现无证据证明确有此“通缉”。但鲁迅于3月19日，避居内山书店三楼和内山完造家中二十多天，确有其事。期间冯雪峰去看望鲁迅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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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避难”第三天写给章廷谦的信（《鲁迅全集》十二卷）中所表达的态度，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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