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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曹聚仁相交，互有帮助。1934年夏，叶圣陶、陈子展、陈望道、曹聚仁、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哩饭店，有个讨论会，内容是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有什么对策。与会者针对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复古逆流袭来之态势，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鲁迅应曹聚仁诸人之请，“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鲁迅评传》）。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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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上海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文中学读孟子》予以反驳，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同年6月，《申报·自由谈》也先后刊出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7月25日，曹聚仁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希望大家回答。鲁迅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后收入《鲁迅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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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时，鲁迅给魏猛克写了封信，表达他对大众语运动的意见。信写完后，鲁迅交给徐懋庸，由他代转为魏猛克。鲁迅8月2日日记记了此事，“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曹聚仁到徐懋庸处时，见到此信，便要以《答曹聚仁先生信》之名，头条位置发表在《社会月报》上。同期还编发了共产党叛徒杨邨人的反共文章《赤区归来记》。于是就引起一场攻击鲁迅的风波。8月30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以嘲弄调侃的口气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此外，《调和》一文，还引用了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的一句话：“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鲁迅有许多地方，持极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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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与不齿之丑陋文人杨邨人的文章摆在一起，“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让人惊愕之论，被世人领教。曹聚仁未征得鲁迅同意发表此信，的确把鲁迅置于尴尬处境，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恨事。后来尽管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力图挽回，已覆水难收了，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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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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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此篇收进《且介亭杂文》的杂文，没有对曹聚仁来一通鲁式的“不饶恕”，却有隐忍在其间，这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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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干的另一件引起鲁迅不快的事情，我们从胡风在《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及《鲁迅书信注释》中看到：1935年年底，萧军、聂绀弩都对鲁迅表示要办刊物，鲁迅对他们说，与其都办，分散精力，不如“大家合起来共办一个刊物”，后来就有了以胡风为负责人的《海燕》。多年后成为笔者同事的老前辈聂绀弩对笔者说起此事。笔者与聂老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笔者在《往事流光》一书中专门写了《聂绀弩是一条大河》来纪念他。《海燕》甫一问世，即日便售出2000册，创下了当时期刊的发售纪录。第一期上载有鲁迅的《出关》等四篇作品。鲁迅闻之，非常高兴。1935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中所说“晚同广平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就是为庆贺《海燕》创刊并畅销而举行的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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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又发表鲁迅的《阿金》等五篇文章。《海燕》影响与《莽原》可以比肩。《海燕》创刊时，聂绀弩曾找到曹聚仁，希望他能做海燕的发行人，曹欣然允之。第二期上就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谁也没想到，曹聚仁后来到巡捕房“告密，说这刊物是谁办的，谁编的，如何危险，以致我们找到别人去申请发行，巡捕房也不准许了。他还在《申报》上登广告，说我们怎样窃他的大名，又写信到鲁迅那里去剖白”（《聂绀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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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为自己辩解，说鲁迅还写信劝了他一阵。1936年2月21日，鲁迅确实给曹写信，信中说他“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但鲁迅在另一篇《半夏小集》里，却不再如信里那么含混，而是态度鲜明地对曹进行了批评：“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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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说，曹聚仁告密后，“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海燕》不得不停止唱歌和呼吸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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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不可能没看过《半夏小集》（收《且介亭杂文末编》），可他却说，鲁迅从来没有骂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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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的第六天，曹聚仁在《申报》第一卷第四十二期上发表悼文《鲁迅先生》。这是悼念鲁迅文字中分量最特殊的一篇。文中引用了不少鲁迅给他的信中的段落，在这些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中，确实有不少很重要、很精彩的内容。这足以证明鲁迅与曹聚仁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曹聚仁写的《鲁迅评传》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曹聚仁与鲁迅不同寻常的关系，隐藏着怎样深奥的人生之谜，令史学家不能不泛起想象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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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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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一位美国青年伊罗生（H.R.Isaacs），来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和《大陆报》记者。20世纪30年代，他因和鲁迅、茅盾、宋庆龄等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鼓励和帮助下，创办了和中国共产党观点接近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阳翰笙、史沫特莱、因写《西行漫记》而轰动西方世界的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夫妇等都给《中国论坛》写过大量文章，鲁迅作品的译文也登在此周刊上。《中国论坛》在中国和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伊罗生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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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到底是什么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同认识，不少当时的上海共产党员都认为伊罗生是托派分子，至少是托派头子托洛茨基的狂热信徒。而鲁迅、茅盾却认为伊罗生是个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进步青年，并与他保持着一种信任和友谊。于是就有人怀疑鲁迅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史沫特莱传》语）间，过从甚密的关系很不正常，甚至有人对鲁迅产生种种怀疑。因此，弄清伊罗生是否是“托派敌人”，这很重要，这涉及鲁迅的政治清白问题。史学家至今仍在研究，2008年就有学者这样表述，“鲁迅与托派的关系，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争议问题”（《红潮往事》）。于是就有学者针对此提法，著文与之商榷（《伊罗生与鲁迅》），表示这是一伪命题。并努力证明伊罗生并非是“托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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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曾尽可能地读了些相关资料，包括《红潮往事》，确实找不到坐死伊罗生为“托派分子”的铁证。而从中却看到伊罗生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与鲁迅的友谊也是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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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派，顺便说几句，二十年前，苏共已为托派彻底平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所谓中国托派，也有了比较宽松、实事求是的全新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争议伊罗生是否托派，已无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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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要写的，是鲁迅与伊罗生之间充满温暖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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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罗生，笔者引用了三段介绍他的文字，来自：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史沫特莱传》；《鲁迅全集》的相关“人物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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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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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协助下，由他（伊罗生）出面，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因为他没有政治倾向的身份，从公共租界工部局取得办《中国论坛》的执照比较容易。我和鲁迅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伊罗生的，当时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中国论坛》出版了整整两年，这期间我们与伊罗生常有往来，许多中国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我们就通过《中国论坛》报道出去，例如“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就首先公开登在《中国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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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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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是个富有的年轻纽约人，在二十岁上，从哥伦比亚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中国，在寻求冒险的历程中，他最初在上海一家为中国人所有而为国民党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大美晚报》和《大陆报》——引者）。而后他接受了史沫特莱和弗兰克·格拉斯的影响。格拉斯是个年龄较大的南非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在中国拥有一大批忠实追随者的热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格拉斯一起到内地（中国西南地区——引者）作过一次旅行之后，他（伊罗生）经历了一种类似于皈依宗教的过程：回来时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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