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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中，介绍伊罗生的“人物注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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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H.R.Isaacs，1910—1986），中文名伊罗生，日记又作伊、伊君、罗生、伊洛生，美国人。1930年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1932年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编辑。1933年约请鲁迅和茅盾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随即往北平翻译。1935年7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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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发现，这三段引文，在介绍伊罗生的政治倾向时，或彼此相互矛盾，或避而不谈。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史沫特莱传》则指出，伊罗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鲁迅全集》“人物注释”不谈伊罗生的政治倾向，只交代他曾请鲁迅和茅盾编选《草鞋脚》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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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与他接下来的话，“许多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都通过《中国论坛》发表，是自相矛盾的。事实恰恰证明，伊罗生是有明显的支持当时进步力量的政治倾向的。茅盾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中，很清楚地记载了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最早透露丁玲被捕并被反动当局秘密杀害的消息。乍听到丁玲被害，大家都很沉痛。因为丁玲是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后出现的第一个最有才华、最有希望的女作家。鲁迅在6月28日日记上，写了一首旧体诗《悼丁君》，三个月后发表在《涛声》上。日记中第一句原是“如磐遥夜拥重楼”，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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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道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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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自己也写了一篇《悼丁玲》，因文章题目过于鲜明，悼文内容又很尖锐，当时没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茅盾就找到伊罗生。《中国论坛》于1933年6月19日刊出茅盾的《悼丁玲》。文章一经发表，令社会震惊，声讨声鹊起，对国民党起到震慑作用，便放弃杀害丁玲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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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杀害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应修人拒捕壮烈牺牲，社会各界救援、声讨、纪念等活动，《中国论坛》也都做了及时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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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与史沫特莱合作创办《中国论坛》，支持、宣传中国革命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支持中国革命文学揭露蒋介石残暴黑暗统治斗争，声援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及抗日运动，并起到积极作用。两人于1932年合作的《国民党反动的五年》，详尽地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残暴统治。在国内外引起重要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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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罗生、史沫特莱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办《中国论坛》的方针政策也产生歧义。这是伊罗生从斯大林立场转化为反斯大林立场引起的。伊罗生逐渐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状态，特别是斯大林在“肃反”的旗帜下排斥异己，滥杀无辜，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大搞个人崇拜，促使了伊罗生逐渐站到理性化、尊重历史的立场上来。而这一转变是决绝的。1933年11月，伊罗生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非但不再为斯大林大唱赞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这就令上海的“革命左派”大为光火。他们在一次会议上，责令伊罗生再写一篇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被断然拒绝。随后又给他一次到苏联学习的机会，以促使他转变立场“认识错误”。伊罗生再次拒绝。上海的左派们视之为异端，甚至给他扣上托派的帽子。这种“左”的倾向，和王明、瞿秋白在上海推行的“左倾”路线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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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原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他从一个亲斯大林派转化成反斯大林派，并不如一些文章所说，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裂变过程，一种近似信仰的崩溃”。伊罗生只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他的选择不是信仰主义所驱使，而只是在理性的引导下，转了转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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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史沫特莱不同。史沫特莱的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她于1929年12月自苏俄进入中国，经由沈阳、旅顺、北京、南京，1930年5月到达上海，她一直被英国、日本视为赤色危险分子，加以严密监控。甚至英国情报机关曾建议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吊销她的护照。史沫特莱一直与苏俄有特殊关系，是一个坚定的亲斯大林分子。她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多是受斯大林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与伊罗生的政治分歧，导致《中国论坛》两年后停刊，在她的眼里，与“托派的追随者”是不能共处的。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史沫特莱背叛了亲斯大林的立场，这对于她来说，或可能是痛苦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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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说说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了。这是绕不开的话题。“文革”前，因其话题的敏感性，而成为一个禁区，史学家们只能回避。当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地席卷各个领域，一切“左”的东西受到挑战，一切禁锢不断消失。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自然也再无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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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鲁迅曾亲自翻译过《托洛茨基文学革命论》相关篇章，当然不是为批判，而借来做武器的。鲁迅的确接受过其某些观点。如同伊罗生的转变对斯大林的立场，鲁迅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渐渐淡化了对托洛茨基的初衷。后来转而进行批判。到了晚年，他写《论“第三种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檄文，强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谬论”。当然，这里鲁迅为摆脱一些人对他的质疑，证明自己已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表现出了某些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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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太多尖刻、愤激的语调，用以批判坚决反蒋、坚决主张抗日的胡秋原，就匪夷所思了。鲁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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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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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章多有偏激的时候，但这般攻击一个爱国主义者，却不多见。这里有深层的东西，即鲁迅不愿被别人把自己往托派上扯。冯雪峰“遵”鲁迅“口授”而写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更明显有这种意图，历史的真相是，鲁迅与托派本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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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停刊后，伊罗生找到鲁迅和茅盾，说他想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希望鲁迅和茅盾为他提供一个选目，同时向他介绍一下中国左翼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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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此也颇感兴趣。他曾在这之前，应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之请，协助编选过小说集《活的中国》，并推荐丁玲等人的小说入选。鲁迅在译介外国优秀小说入中国的同时，也希望将中国进步作家的好小说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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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编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鲁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鲁迅与茅盾几经商议之后，拟就了三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短篇小说，并亲自为每位作家写了小传。鲁迅还为此小说集写了《〈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选）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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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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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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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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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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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拿到这些文稿并小引，三个月后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经过书信沟通，由伊罗生于1935年最后编定二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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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编讫的《附记》中，介绍说，《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是应美国伊罗生之托，由他和茅盾选出的，由伊罗生译成英文，但至今也没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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