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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止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在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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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原本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便答应了周作人。就该书的出版事务，二人经多次通信，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文集能出版最好；如全集不能出，出选集也无妨，但不能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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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阋于墙的周家兄弟想到一块儿了，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定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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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以为，李大钊死在“清党”之前，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朋友，在国民党内曾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原是应该的，未必一定要对其文大砍大删。但是，尽管曹聚仁、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守常文集》最终未能出版。可喜的是，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先刊《涛声》，后编入《南腔北调集》。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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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曹聚仁友谊日渐加深，常常以文章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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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公开称赞别人办的期刊，并不常见。他不仅常赐稿支持，还为曹聚仁办的《涛声》例外地唱了赞歌。他发在《涛声》上的《祝涛声》说道：“《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有点奇怪”，它“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它又“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颇赞赏其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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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被捕后，关于她被处死的消息，在上海传播甚广。9月21日，曹聚仁接到鲁迅的一封信，云：“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旧诗”者即《悼丁君》一诗。后发在《涛声》第二卷三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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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鲁迅曾为施蛰存向青年读者推荐《庄子》和《文选》，与施蛰存发生笔战。二人都写了几篇相互辩驳的文章。此事系由鲁迅无端挑起。施蛰存是应《大晚报》之请，让他向青年推荐读什么书时，在印着表格的邮片上，写下了《庄子》和《文选》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信即以丰之余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篇题为“重三感旧”的文章批驳。文中有“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云云。当时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中，此类书籍多，课文多，北京大学文学系开设了不少国学科目，施蛰存向青年推荐文学遗产，何错之有？联想鲁迅在《花边文学》集里的《读书忌》一文，向人推荐：“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明人小品与《庄子》《文选》相比，其文野自有公论。还有鲁迅自己也曾捐资刻《百喻经》、写旧体诗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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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杂志上，曾在这之后，登了一幅“鲁迅翁之笛”为题的漫画。画一群老鼠应着鲁迅的笛声跳跃，意在批左翼青年唯鲁迅马首是瞻。不管此画作者有无政治背景，这种丑化、羞辱别人的行为，都应遭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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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涛声》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感旧”以后（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还以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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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施二人论战，曹聚仁先在《涛声》上写《论突围》，公开支持鲁迅“反对先生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其文比鲁迅讲得明白，之所以“反对”，是因施蛰存在“这个黑漆一团的乾坤，比民国十三四年代（1924年、1925年——引者）何如？先生还趁此叫青年读《庄子》与《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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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见《十日谈》有《鲁迅翁之笛》，丑化鲁迅与左翼文学青年，遂以同名写文发在《涛声》上反击，云“把今日青年，比作故事里的群鼠，也太小之视乎今日之青年了”。曹聚仁的文章远不如鲁迅老辣和具有锋芒，鲁迅看后，1933年11月13日致信他：“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颇懵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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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成名后，对鲁迅常与别人时近时疏，甚至反目，自己也在其中，深有感触，对此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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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就因为和文人这小圈子朋友往来，一群冬天的豪猪，是难得处好的。笔者和他相处，一直就保持一段距离，所以结果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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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豪猪”之说，源于叔本华之“将绅士们比作豪猪”的比喻：“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引用了，现曹聚仁又在《鲁迅评传》里再次引用。看来鲁迅和曹聚仁对此论是认可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鲁迅与别人常闹冲突、矛盾，有时并非皆与事情的是非有关。更多的源于各自的“难堪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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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文人之间的往来，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多在聚餐桌上聚会，前面已有介绍。鲁迅也不例外。查鲁迅日记，聚餐是他与人交流的最多方式，几乎天天有与人饮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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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证实了此说，“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包括在他自己的家里。从鲁迅的日记和《徐懋庸回忆录》，均可找到相关的准确记载。比如1934年1月6日这一天，鲁迅日记中记曰：“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徐懋庸回忆录》同样记载了这一天在古益轩的酒宴：“一九三四年的新年，一月六日，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十来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周木斋、林语堂……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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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年5月10日，鲁迅的日记上说：“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在其寓……同席十人。”据同受邀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讲，林语堂是为《人间世》创刊而宴请作者的，徐懋庸位列其中，曹说，这类与鲁迅宴聚有“许多回”，徐懋庸多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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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一文中说，1933年9月11日，他曾在其寓设晚宴，邀请了鲁迅、曹礼吾、徐懋庸等诸友。在饭桌上，曹还将鲁迅比作是嵇康，礼吾为阮籍。查鲁迅同日日记，果然记有：“曹聚仁邀晚饭。往其寓，同行六人。”同年冬，曹聚仁又邀鲁迅到家吃晚饭。鲁迅见曹家有不少关于自己的资料，问曹是否拟写自己的传记。曹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鲁迅评传》）。类似这样的话在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一文中，也有。如“听了我的话”，鲁迅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得到默许，“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此次聚餐中，徐懋庸又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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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宴请过曹聚仁。鲁迅1935年3月5日日记：“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芒种》是曹聚仁与徐懋庸合编的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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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曹聚仁相交，互有帮助。1934年夏，叶圣陶、陈子展、陈望道、曹聚仁、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哩饭店，有个讨论会，内容是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有什么对策。与会者针对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复古逆流袭来之态势，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鲁迅应曹聚仁诸人之请，“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鲁迅评传》）。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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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上海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文中学读孟子》予以反驳，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同年6月，《申报·自由谈》也先后刊出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7月25日，曹聚仁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希望大家回答。鲁迅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后收入《鲁迅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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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时，鲁迅给魏猛克写了封信，表达他对大众语运动的意见。信写完后，鲁迅交给徐懋庸，由他代转为魏猛克。鲁迅8月2日日记记了此事，“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曹聚仁到徐懋庸处时，见到此信，便要以《答曹聚仁先生信》之名，头条位置发表在《社会月报》上。同期还编发了共产党叛徒杨邨人的反共文章《赤区归来记》。于是就引起一场攻击鲁迅的风波。8月30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以嘲弄调侃的口气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此外，《调和》一文，还引用了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的一句话：“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鲁迅有许多地方，持极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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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与不齿之丑陋文人杨邨人的文章摆在一起，“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让人惊愕之论，被世人领教。曹聚仁未征得鲁迅同意发表此信，的确把鲁迅置于尴尬处境，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恨事。后来尽管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力图挽回，已覆水难收了，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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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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