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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隔阂，是众所周知的。仅举一例。1930年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东渡日本前，曾托冯雪峰向鲁迅求字，鲁迅于1932年知沈松泉访日归沪，就写了条幅《偶成》，让冯雪峰给他。冯雪峰见其中一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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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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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和鲁迅“绑架”了郭沫若、茅盾之后，文坛并未出现他们期待的“另一番更为可观的景象”。先是周扬们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质疑。接着又对冯雪峰笔录鲁迅之《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掀起声讨风浪。有人公开著文说这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假冒鲁迅之名，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中删除掉……鲁迅已去，这一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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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冯雪峰曾经对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感慨地说：“当时人手少，资料缺，又在极恶劣的环境中，赶编出来，很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错误，有些错误是人为的。当时担任编辑的是几个作家……他们看不懂就随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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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鲁迅与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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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曹聚仁是192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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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晚晤语堂。夜雨。”这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接鲁迅的章衣萍是校长秘书兼文学院教授。因早在北京时就与鲁迅相识，由他登门敦请，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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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秋野》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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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北新》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搞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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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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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集外集》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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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在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涛声》周刊。鲁迅也很看重《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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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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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涛声》，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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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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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题名，编发在《涛声》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涛声》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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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南腔北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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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观周木斋之《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意。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冠名，也定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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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曹聚仁写的杂文《杀错了人》。文章认为，革命总要杀人，要杀“中年以上”，“代表旧势力的人”。鲁迅认为未触及本质，遂写《〈杀错了人〉异议》（收入《伪自由书》）。曹聚仁后来在《鲁迅评传》中说，鲁迅的话“当然说得更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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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曹聚仁致信鲁迅，请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日记，这几天有“得曹聚仁信，即复”。这是曹聚仁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从此二人越走越近。鲁迅的回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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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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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信守诺言，就在该月底写好，寄给了曹聚仁。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守常全集〉题记》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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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文集》的编辑曹聚仁是付出很多心血的。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守常文集》的，却是周作人。1933年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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