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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到，直到1979年，鲁迅去世四十多年后，茅盾才见到《草鞋脚》的目录。而且与他和鲁迅商定的作品出入很大，缺少严谨治学作风，随意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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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伊罗生拿到鲁迅和茅盾为作者写的小传及鲁迅为《草鞋脚》作的小引，准备去北平前的1934年3月21日，鲁迅有“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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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宾客，在当时上海的文人圈子里，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事情，况且文坛一直有定期饮宴的传统。但鲁迅在家设宴饯行伊罗生，却轰动了上海滩。当时，上海左派多认定伊罗生是托派。鲁迅居然为这样的人治馔饯行，实在是有公开挑战左派之嫌，让人很难接受。对早就受到左派攻击的伊罗生来讲，左联的领袖能有此举，更让他不胜感慨。后来他著文回忆此次鲁迅宴请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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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但还是这样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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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是1935年7月离开上海返回美国的，在中国住了七年的他，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辞行。鲁迅的6月25日日记载：“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得胡风信。仲方来。伊罗生来。”作为1932年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的两位外国朋友之一，积极参与了三次争取民权的重大行动的伊罗生，辞别上海时，心头五味杂陈。原本是来中国冒险的，却经历与参与了中国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唯鲁迅还保持与自己的友谊。这让他格外珍惜。他回美国不久即写信给鲁迅。鲁迅是10月7日收到这封信的，其该日日记有“上午得萧军信。得伊罗生信”。鲁迅于10月16日夜，复信给伊罗生，当日日记记曰：“夜复伊罗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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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乱世，到处是纷争，人格委顿，世味已薄，鲁迅和一个关心中国文学的外国青年，能保存一份纯洁的友谊，让我们看到鲁迅身上的真实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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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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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只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批判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政治言论最激烈、最频繁、最勇敢也最有战斗力的时期；如若将之与鲁迅春秋笔法式的政治言论相比，胡适公开的、直截了当批判国民党的义正词严，笔墨酣畅的气势，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远在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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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世上是没有如果的。历史和社会，特别是人生，只有其不可颠覆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逻辑和规律。但无论如何，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干了他一生除了开启新文学运动的大幕之外的又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反对国民党实施政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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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胡适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激烈尖锐的冲突。连他的昔日老友吴稚晖都当面痛斥他：“你就是反革命！”其实，胡适早就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表示拒绝到大学院任职，并表达了对此决不容忍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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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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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实在不好违逆蔡元培不依不饶坚请他到大学院做他蔡元培的助手的好意，只好委屈就任。在会上听了吴稚晖的斥责，翌日胡适在一封拟发出的信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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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很懂得“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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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适又写信毅然向蔡元培辞职，并在信中表示，辞职并意味“决计避去”，而且强调“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就是这种欲跳过‘党派’去争是非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胡适与执掌政权的国民党在思想哲学上无法站在一起”（胡明《胡适传论》）。其论剀切中理，使所谓“胡适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之论，苍白无力，难以服人。因为，胡适批判“党化教育”，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以“训政”名义实施的政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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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仅从政治上批判政治专制，还在行动上，与之相对立。他在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学校坚持不挂国民党党旗，不做孙文总理纪念周，并著文《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文哲学，在中国公学的学术刊物《吴淞月刊》上发表。他还在教务、科研等方面，力主摆脱“党化教育”的影响，积极鼓励思想独立，学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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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直恪守文人的独立立场，不参加党派，却要分清是非。国民党政权为粉饰太平，树立开明政治形象，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社会名望的著名知识分子。以胡适的学术地位、社会资望、人格魅力和世界影响，他是国民党中枢一直想拉拢争取的人物。但他们又知道胡适不是那种可用高官、厚禄、荣誉诱饵能收买的世俗庸人。国民党人中的文化官僚，深知胡适是位严格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之辩，既爱惜羽毛，孑然独处，又仗义执言，爱管闲事的受人拥戴的正直的学界领袖。与他们那些没有灵魂和操守的官僚、政客是不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他们之间，除了政见不同，人格也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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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核心人物宋子文，就曾受命约谈胡适，垂询国政改革的具体意见。胡适、《新月》掀起人权舆论运动，让国民党高层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对书生胡适也不得不刮目相看。那时，国民党许多省市党部，出于“正谊的火气”，不再向国民党党中央申请严办“反革命”胡适。宋子文约谈胡适，以为给胡适面子呢。令宋子文失望的是，胡适在提出“专家政治”五点具体“改革意见”，还在最后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胡适1929年7月2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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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约谈的结果，导致国民党对《新月》月刊采取封杀查禁的严厉手段。这并没有吓倒胡适。他立刻给宋子文写信，仍旧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一，“解放言论，取消报纸检查”；二，“监察审计机关皆宜容纳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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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是革命家，但他的一生除了做学问，从未改变自己政治改革建言者的角色。他一直以一介书生的坚韧、理性，以合法合理的手段向国民党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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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特别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他说：“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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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诤臣的心迹，胡适在《人权论集》的小节中，讲了清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的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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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鹦鹉正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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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我们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微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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