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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适又写信毅然向蔡元培辞职，并在信中表示，辞职并意味“决计避去”，而且强调“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就是这种欲跳过‘党派’去争是非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胡适与执掌政权的国民党在思想哲学上无法站在一起”（胡明《胡适传论》）。其论剀切中理，使所谓“胡适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之论，苍白无力，难以服人。因为，胡适批判“党化教育”，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以“训政”名义实施的政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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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仅从政治上批判政治专制，还在行动上，与之相对立。他在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学校坚持不挂国民党党旗，不做孙文总理纪念周，并著文《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文哲学，在中国公学的学术刊物《吴淞月刊》上发表。他还在教务、科研等方面，力主摆脱“党化教育”的影响，积极鼓励思想独立，学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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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直恪守文人的独立立场，不参加党派，却要分清是非。国民党政权为粉饰太平，树立开明政治形象，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社会名望的著名知识分子。以胡适的学术地位、社会资望、人格魅力和世界影响，他是国民党中枢一直想拉拢争取的人物。但他们又知道胡适不是那种可用高官、厚禄、荣誉诱饵能收买的世俗庸人。国民党人中的文化官僚，深知胡适是位严格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之辩，既爱惜羽毛，孑然独处，又仗义执言，爱管闲事的受人拥戴的正直的学界领袖。与他们那些没有灵魂和操守的官僚、政客是不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他们之间，除了政见不同，人格也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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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核心人物宋子文，就曾受命约谈胡适，垂询国政改革的具体意见。胡适、《新月》掀起人权舆论运动，让国民党高层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对书生胡适也不得不刮目相看。那时，国民党许多省市党部，出于“正谊的火气”，不再向国民党党中央申请严办“反革命”胡适。宋子文约谈胡适，以为给胡适面子呢。令宋子文失望的是，胡适在提出“专家政治”五点具体“改革意见”，还在最后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胡适1929年7月2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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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约谈的结果，导致国民党对《新月》月刊采取封杀查禁的严厉手段。这并没有吓倒胡适。他立刻给宋子文写信，仍旧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一，“解放言论，取消报纸检查”；二，“监察审计机关皆宜容纳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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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是革命家，但他的一生除了做学问，从未改变自己政治改革建言者的角色。他一直以一介书生的坚韧、理性，以合法合理的手段向国民党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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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特别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他说：“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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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诤臣的心迹，胡适在《人权论集》的小节中，讲了清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的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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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鹦鹉正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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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我们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微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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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正要埋葬这个刚刚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民国政府，而他却要用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来拯救这个“无法无天的政治”的国家，不仅与共产党站到了对立面，而向国民党争自由、争人权，无异于触犯天条，与虎谋皮，被视为吴稚晖指斥的“反革命”，加以整肃，这是胡适的悲剧，是一切自由主义文化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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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读胡适写在1930年3月2日日记中的集《楚辞》句而成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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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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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五味杂陈，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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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里，曾到北平去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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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29年1月16日，他作为董事会董事应邀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院）董事会会议。另一目的是探望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待他19日赶到梁家时，梁启超已故去八个小时。他参加了梁氏隆重的大殓。他还回到魂牵梦萦的北京大学，物不是，人亦非，令他感慨万千地作了《三年不见他》的感怀诗，其副题是“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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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不见他，就自信能把他忘了。今天又看见他，这冷冷的心又发狂了。我终夜不成眠，萦想看他的愁、病、衰老。刚闭上一双倦眼，又只见他庄严曼妙。我喜欢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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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30年6月10日。到北平后，天天被讲演与学术活动安排得满满的。5月19日他刚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5月28日，在北上的海轮“奉天”号上，写《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意思，呼吁“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张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联想十多年前胡适与李大钊的所谓“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争论，再听这时他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的目的是主张解决实际问题，而反对空谈什么主义。况且，此次反对的是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行专政之实的政治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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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这年的10月。胡适在一则日记中说，他在北平演讲时，全场都是挤满了人，即使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者仍人山人海。北平教育界、学术界如此热情地欢迎胡适，表明在政治立场、思想感情上是站在他一边的。这令被国民党政治“围剿”的他极为感动，也更深深认识到自己肩上所负的重大责任。在该月17日的日记上，胡适写道：“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严于律己、鞭策自己、砥砺自己，他为国家民族能站立起来无畏地奋斗的心，可鉴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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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从北平返回上海的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他“言论反动，侮辱总理”。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拘捕了罗隆基。胡适闻讯，即刻找蔡元培、张群、宋子文等国民党元老，设法保释出狱。罗保释后，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新月》第三卷第三号上。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解聘罗教授职务。胡适又为罗氏奔走，打抱不平。他甚至写信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文胆”陈布雷，指责国民党砸罗氏饭碗为“失当之举动”。接着他又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篇《上蒋介石呈》为罗氏鸣屈。蒋介石不予理睬，陈布雷虽碍着情面回了信，云“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一推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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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刻胡适为朋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际，他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时蒋介石给他定性“胡适反党”，已在社会广为流传。他自己在日记中也揶揄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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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国民党、左联怎么突然站到一起对胡适“党同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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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茅盾“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时，江南的国民党舆论力量与政权力量也没放过胡适。1930年11月5日的《申报》，气势汹汹地咒骂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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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文孽之跋扈，仍猖獗不已，于中公学潮可以见之……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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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七天，上海《国民上报》又登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一篇《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不指名攻讦胡适“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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